北京大羿春拍(二) | 别样的明末清初，瓷之上的浮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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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中期以后，随着国产钴料淘选技术的发展，国产钴料的纯度大幅提高，并且逐步取代了进口钴料，成为这一时期民窑青花的主要原料之一。《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三年乙亥条记载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上书中即说：描画瓷器需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得益于青花钴料提纯技术的发展，在许多明末清初点景人物的表现当中，都运用青花钴料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人物和山水的特征。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被称为“墨分五色”，也正是如此，此时的青花瓷画能够表现得壮阔大气，犹以大件为甚。

此件筒瓶腹部一面描绘《水浒传》中索超听到战报这一场景，画面中索超身披铠甲，扶剑而视，原著中描写其形象“脑袋斗后来一颗红缨”，在此瓶上的形象便演化为一缨红翎，威风凛凛。身后侍丛持旗而立，旌旗迎风猎猎。另一侧传令兵跪地来报，似有紧急军务。瓶身另一面绘一大一小两棵芭蕉树，中茎留白，两旁以皴染画法绘山石嶙峋，“v”字形鱼鳞状草地纹，及山石旁生的介字点椿叶，皆为崇祯时期青花瓷器典型特征。

筒瓶是崇祯时期的典型器形，此件筒瓶唇口外撇，束颈，直腹下敛，底足平实，呈直筒形，造型挺拔，为这一时期的标准形制。晚明时期时局动荡，此种造型也寓有“天下一统”的良好祝愿。明末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官窑停烧，却给民窑生产带来了历史机遇，步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从大量崇祯、明末清初拍品来看，当时民窑瓷器的工艺水平已经不输嘉万制品，精者有的甚至超过了嘉万官窑产品。

晚明时局动荡，官窑停烧，给民窑生产带来蓬勃生机，此时期不存在官、民之间的明显界限，文人阶层也介入手工业生产，使得这一时期瓷器纹饰上增添更多文人意趣，同时制瓷工艺方面也开创一个新局面。

此件花觚敞口细腰，长身阔底。整器发色妍丽，图案婉丽工致、精妙流动，器身绘制高士数位，映射着《竹林七贤》的典故，皆为燕居闲憩时装束，结巾宽服，闲坐于地。或鸣琴而治，或执卷长览，或二人对弈，或举扇自得。高士所居之处，竹林幽幽，百节长青、偃直浓巯。山石洞然耸立，蕉叶高树垂阴。亭台阑干之处，嘉树生花、祥云缭绕，烟霞具足、风月自赊，真乃神仙居处。

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等人不拘礼法、我行我素，逍遥山林、谈玄醉酒。《世说新语》记载：“陈留阮籍樵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竹林中开怀畅饮、以醒求醉、醉中尚醒，放歌长啸、抚琴赋诗、谈玄论道，注重修砥德行。被后世视为士人精神象征，为后人纷纷效仿和津津乐道。其高洁的心志与放达的举止，气韵高迈，理正情浓，成为中国文人“志不达，则隐于野”的楷模。明程大约编着《程氏墨谱》中即有相似版画。

崇祯时期正逢明末局势动荡，士大夫阶层憧憬美好生活，故绘凤凰以求家庭和睦、国泰民安。LOT58 明崇祯 青花鸾凤和鸣牡丹修竹图筒瓶整体挺拔伟岸，颇具厅堂陈设之美。用料精纯，青花发色浓翠湛蓝，集明窑精细之长。技法高超，凤羽灵动，斑皴渲染，苔石显现，故此瓶为上上之作。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有凤来仪兮，见则天下安宁。”此瓶纹饰为两只凤凰，其中一只飞翔于牡丹花间，身姿优雅，另一只栖息于灵石之上，神态自得。所绘岩石，颇具质感，青花发色鲜妍夺目，分水技法细腻，笔触纤巧精致，状物有神。高超娴熟的绘画技巧将凤凰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羽毛错落之处尤见功力。晚明画意转变，下启康熙瓷之先声，开一代未有之潮流，由此可见证一二。

造型端庄秀挺，胎骨厚重坚致，釉汁滋润明亮，颈部纹样与古代帝王礼服所绣十二章中“黻”纹相似，颇显庄重，亦为此时期典型之边饰。

出版：《香云轩藏品入札目录》 大阪美术俱乐部 1937年 图174即本拍品

顺治朝历时十八年，社会动荡，百废待兴，政局尚未完全稳定，御窑厂未能全面恢复大规模生产，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产量极少。官窑生产时停时产，故官窑瓷器并不多见，而民窑则开始全面恢复。此间，御窑厂施行“官搭民烧”制度。“官搭民烧”不仅为陶瓷生产闯出了新路，同时也为康熙瓷器的繁荣与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十一年为甲午年，即公元1654年，此时清朝统治渐趋稳定，人心思定，科举重兴，文人渴望通过读书考取功名的心理也通过大量瓷绘作品映像出来。魁星原指北斗星，《史记》曰“魁，斗第一星也。”魁也为第一的意思，“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是旧时对高中科举状元的美称。魁星作为赐科试第一的神灵，被人们尊为文运之神。魁星点斗瑞应图和读书人信奉魁星的风俗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在明、清时期大为流行。

本品直口，弧腹，平底。缸身通施透明釉，釉面白中闪青，颇具时代特点。腹部以青花通景绘魁星点斗图。画面中魁星脚踏祥云，立于波涛骇浪之上，正扭头欲点状元。画面一隅题识“北极之象，太阴之精，钟英毓秀，翼我文明。甲午春日写于花前解顺”。整幅画面主题突出，画意十足，颇具崇祯青花风貌，同时也表达了古代文人对自己寒窗苦读的认可，同时期待命运的眷顾，能够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望。

康熙朝前后长达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在这六十一年间，景德镇窑业硕果累累，烧造出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瓷器，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官窑业的大规模烧造，使景德镇进入了一个制瓷的“黄金时代”。

本品为胆瓶式，撇口，长颈，垂圆腹，撇圈足，胎体坚质，线条优美雅致，通体施透明釉，釉面清润怡人。釉下以青花为饰，器身通景绘刀马人物纹样，人物神态自然形象，动感十足，整体视觉效果小中见大。整体装饰层次分明，画面布局清晰，所绘青花妍丽秀雅，有浓淡深浅之别，笔触皴染得宜，分水技法炉火纯青，为康窑青花“蓝分五色”之典型代表。

此件棒槌瓶腹部青花通景绘罗汉图，画面中云涌峰迤，诸尊者布置错落，姿态各殊，形骨古野，胡貌梵相，各执法器，以明身份。画风写实工细，须眉毫发刻画入微，衣纹细劲流畅，恍若行云流水。诸相造妙笔下，宛然如真，彰显了熙朝窑工不俗的画功。

因似棒槌而得名，拍品盘口，短颈，圆折肩，筒形长腹，圈足，施透明釉，釉面光洁莹润，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其口沿饰以青花几何纹，颈部青花书“福禄寿”三字。字体以青花勾勒平涂而成，且在行笔中留白，以示枯笔之态，颇为形象。

罗汉即“阿罗汉”之简称，梵名(Arhat)。罗汉是指佛教传说中永住世间、护持正法的阿罗汉，罗汉能断除一切烦恼，达到涅盘境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堪受人天供养。瓷器以罗汉为饰，即取其成万事、破烦恼之吉祥涵义。

明末清初，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人物故事题材，被大量移植于景德镇瓷绘中，风靡一时。康熙时期，西厢记人物故事瓷绘题材尤为流行，青花、五彩兼具，深受时人喜爱。然而通常所见康熙西厢记题材瓷器，多见一个场景，若本品借助五彩炫丽的颜色，以分篇的形式，将西厢记四个故事移绘于瓷器之上者，十分少见。

此器又名“方棒槌瓶”，为康熙朝新创器型之一，并为此朝所独有。拍品四面各以五彩绘西厢记故事图，《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故事主要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的曲折美丽的爱情故事。故事分别为“堂前巧辩”、“惠明寄书”、“白马解围”、“张君瑞庆团圆”。四则故事分绘于瓶体之上，可谓是一件熙朝佳器，引出了一部曲折西厢，装饰饶有意味。

拍品撇口，浅弧腹，圈足。圈足露胎，胎坚质细，通体施透明白釉，釉面润泽。釉下以青花、釉里红及豆青三色绘山水，设色浓淡相适，整幅画面置景远近合宜，釉下三色搭配得当，画意深远，颇具文人气息。釉下三彩又称“釉里三色”，是康熙时期独有的瓷器品种，集青花、釉里红、豆青釉三种色彩于一身。由于三种彩料发色温度及对还原气氛的要求不同，其烧造难度极大，因此烧造量有限，传世品更是少见。

本品即是难得一例，先在素胎上刻划纹饰，再施以三彩，三种颜色和谐搭配，将远山、草木、寒江、红叶都完美的表现出来，一派幽淡平远的山野风光跃然于眼前。青花、釉里红与豆青皆发色均匀纯正，殊为难得。同时，运用披麻皴的画法加以渲染，使得整个画片布局相得益彰。

拍品撇口，深弧腹，圈足，胎质坚致，釉面莹润。碗身以五彩饰以龙纹，苍龙腾跃云间，戏耍宝珠，周身环绕火焰纹，腾龙龙首较大，张口吐舌，怒目圆睁，趾爪有力，尽显康熙盛世之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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