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羿2024秋拍 | 吉祥八宝福满盈-满汉文化与皇家工艺交融的缩影

吉祥八宝福满盈

清朝自入关以来更是注重维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尤其推崇格鲁派。乾隆帝尤其信奉格鲁派，自幼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读书学习，受章嘉活佛影响，笃信藏传佛教。

缠枝莲托八宝的纹样在清宫涉及藏传佛教的器物中常有出现，是乾隆时清宫关系藏传佛教信仰的重要纹样。现代清史学者研究，认为乾隆帝以藏传佛教赋予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身份统治蒙藏族群，对蒙藏地区运用了一套与内地儒家意识形态相平行的藏传佛教的意识形态。而文殊则又有妙吉祥、金刚吉祥等含义，这也说明了八宝纹对于乾隆帝意义非凡。

抱月瓶烧制最多的便是乾隆时期。此件抱月瓶直口，粗颈，扁圆腹，下置椭圆形圈足。颈肩饰双称云耳，腹部两面中心有圆状凸起，造型刁钻，可谓是烧造难度最大的大运瓷器，也是乾隆官窑器中极具标志性的品种，一直以来为顶级藏家所衷爱。

通体青花装饰，口沿处为回纹，颈部为缠枝花，腹部两面绘回纹一周，中心为朵花纹，外环以莲瓣纹内绘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八吉祥纹，腹侧绘缠枝莲纹，外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其青花苍雅亮丽，翠妍欲滴，釉质清莹厚润。乾隆青花在清代素以“稳定、浑厚、沉着” 而著称, 许多青花瓷器的青料描绘上加重点染纹饰, 有橘皮纹、晕散和黑色斑点, 主要是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苏泥勃青”凝重的水墨效果。本品以青花绘八吉祥纹饰，纷繁复杂，绘画却细致入微，颇见功力，两侧飘带折迭多变，轻盈如真，动感强烈，为乾隆青花御瓷少有之隽品。

此式造型、纹饰乃借鉴永宣抱月瓶稍加化裁而成，最早源于雍正朝，存世实物可参见日本出光美术馆典藏的“清雍正 黄地青花八吉祥纹抱月瓶”，乾隆朝继之，两者质量相当。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载：“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宣窑青花放大马卦瓶一件”，应即指此一品种。

抱月瓶这一器型本来就有西域“基因”，是借鉴了中国的扁壶和西亚游牧民族的铜器而创造的瓷器造型。

此类器物，清宫作为礼物赏赐给西藏的高层宗教人士也是十分正常的。虽是在青花色泽和绘画技法摹古永宣，然纹饰布局和造型细节上却是创新颇多，特别是主题纹饰莲托八吉祥的出现，彰显著浓重的密宗色彩，为雍乾父子崇佛礼佛的历史见证。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均可见馆藏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八吉祥纹大抱月瓶，其形制、纹饰均与拍品相同。

乾隆帝亲近藏传佛教，于是由他主导的器物便多有繁丽圆满之器，恰如那一幅幅宫廷唐卡，亦如这件青花八吉祥纹双螭耳抱月瓶，其中奥妙无穷，八宝香浮秀景天，可谓一派佛家极乐盛世、人间仙境气象。

藏地瑰宝“贲巴”

嘉庆皇帝深受父亲乾隆崇信藏传佛教的影响，即位之后亦虔诚礼佛敬佛，既保留宫中各处佛堂寺庙，维持前朝的规模，勤加修持敬献，又效仿圣祖、世宗、高宗之举，于嘉庆十六年亲率藏蒙王公贵胄西巡佛教圣地五台山；曾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藏蒙地区的各派宗教领袖，促进彼此的信任和交流，令清宫与藏蒙的密切关系一直得到维系，当年交往盛况可由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嘉庆万法归一图》窥知一二。

因此嘉庆时期宫廷艺术继续融入藏传佛教的色彩，其中在御瓷的制作方面体现为景德镇御窑厂秉旨沿袭前朝则例，继续烧造生产了大量具备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法器、供器。例如，乾隆朝创烧的粉彩莲托八宝贲巴壶此时仍然备受重视，所烧造的式样和水平与前朝几无差别。现泰山岱庙就藏有乾隆帝御赐的五件贲巴壶，清政府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的孔庙，以示尊敬。

清嘉庆 粉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壶即是具备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供器，其器造型别致，以乾隆器物为宗，通体白地粉彩，绘吉祥花卉图案。流底与壶身相接处以红彩绘成龙头形，点饰金彩。纹饰繁复，以缠枝花卉图案为主，绘多种辅助纹饰。

工致殊常，镂金错彩，鲜妍夺目，其釉极莹润，其色极妍丽，绝非后来所能及，观之尚存浓厚的乾隆粉彩华丽雍容之气息，尽展嘉庆瓷器承袭前朝尊贵堂皇的艺术遗风，是为嘉庆官窑之隽品。白地粉彩为乾嘉御瓷之名贵品类，精良而珍罕，传世所见贲巴壶多见各种色地之作，若如本品白地者，至为稀罕。

金属材质贲巴壶是藏族地区寺院内的祭祀用品，为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式中灌顶器皿，「贲巴」为藏语音译，梵音原作「军持」。瓷制贲巴壶最早是从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制作。清代官窑烧制的奔巴壶有两种式样，一种器盖高耸，状若宝塔，始烧于康熙时期。（如下图故宫博物院藏有该式康熙斗彩、青花及乾隆青花奔巴壶）另一种即如本品，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器顶形如平台伞盖状，创烧于乾隆朝，流行于乾隆与嘉庆时期。以瓷复制，殊为不易，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王朝的腐败，民族关系遭到破坏，贲巴壶生产逐渐减少，嘉庆以后甚为少见。

嘉庆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九江關監督阿克當阿《贡档进单》中录：“……（由造辦處進）貢：……五彩奔巴壺成對……”；嘉庆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九江關監督阿克當阿《贡档进单》中录：“（奴才）阿克當阿跪進：……（交圓明園）五彩奔巴壺成對……，嘉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阿克當阿年貢”；及嘉庆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九江關監督阿克當阿《贡档进单》中录：“（奴才）阿克當阿跪進：……（交圓明園）五彩奔巴壺成對……，嘉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阿克當阿萬壽貢”。或为拍品同类型器之九江关进贡记录。

同时期，纹饰与拍品近乎相同的白地粉彩奔巴壶，存世稀少，珍稀非凡。参考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藏品，馆藏编号：BKM.32.1103。还可参考一对大英博物馆藏品，造型稍稍有异，无款，馆藏编号：Franks.682.+。

乾隆时期同类器可参考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粉彩描金缠枝八吉祥纹贲巴壶，馆藏编号：G1795，载录于《La ceramique chinoise ancienne -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页264。及旅顺博物馆藏清乾隆白地粉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壶。

除用作宫中佛堂的法器外，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各种瓷质佛教用具，也用于皇帝赏赐西藏、青海等地的宗教领袖和佛教寺院。因此此类器物，清宫作为礼物赏赐给西藏的高层宗教人士也是十分正常的。

拍品此类贲巴壶瓷器是藏文化与内地工艺文化融合而结出的硕果，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装饰精巧秀雅，胎釉精润，制作考究，与藏传佛教器物雄浑豪放的气质相去甚远，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中国艺术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程金城在《中国陶瓷艺术论》中述：“明清官窑瓷器的文化一般反映出统治者祈望‘天下太平’的世界和‘富寿康宁’的人生境界，而采取的形式则是造型上的新奇巧制，纹饰上的华美繁盛。”藏传佛教对明清瓷器的影响，对清代瓷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藏蒙文化因多以藏传佛教的形式表现在瓷器上，因此多表现出‘吉祥如意’的意味，采取的形式是细腻规矩，繁盛不拘。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内容反映吉祥无边，形式繁琐的文化境界。

敬请关注

北京大羿2024年秋季拍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