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羿2023秋拍(二) |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清乾隆斗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贲巴壶

乾隆皇帝自幼与三世章嘉活佛一同读书学习，并受后者影响，笃信藏传佛教。其继帝位时，西藏政局仍时有不安。对此，乾隆给予极大的关注，除军政二途以外，乾隆还以宗教为纽带，从思想深处促进了汉藏民族进行了深刻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并在清宫内建立了雨花阁、梵华楼等很多极具特色的佛堂建筑，是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也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

佛教中的法器，一般都是在法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中的法器，风格特点非常鲜明，大致可分六大类：有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各项。虽有西藏地区进贡的法器，但制作较为粗造。而宫中造办处则以藏区进贡的法器为范本，制作精细，用料讲究，精美绝伦。

此件斗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贲巴壶造型源自藏族地区寺院内祭祀用品的金属材质的贲巴壶，胎质细腻，釉质光润，洗口，束颈，球形腹，高足微撇，龙首吞噬状流弯曲上扬，造型秀美典雅，庙堂仪式感强烈。

通体施莹润白釉，以斗彩绘饰图案，腹部饰缠枝莲托八宝纹。成化风格斗彩，饱满妍润，釉上矾红、黄、绿、紫彩，与釉下青花，相互托衬，更兼矾红及金彩装饰，制作考究，光彩辉耀。其造型与纹饰浑然一体，将藏区传统造型与内地制瓷工艺完美的结合，堪为乾隆朝御窑厂烧制之精品，也是汉藏宫廷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此器无论是色彩的比例，亦或细节的绘画，无一不体现了宫廷御瓷的一丝不苟。特别是在洗口的上下边沿，口部、胫部及足部边沿都采用了描金连珠纹装饰，更增添了皇家富丽堂皇之感。底部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梵音原作“军持”，既藏语“瓶”的意思。密宗《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经》曰：“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持”。《庶物异各疏》：“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又《释氏要览》云：“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相传释迦牟尼平生有九龙灌顶事迹，《楞伽经》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在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式中，贲巴壶为灌顶器物。若去掉流嘴，便为「贲巴瓶」，仿自藏族传统的宝瓶样式，是为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掣签而用，或在其中插草作为礼佛陈设，故也称为藏草瓶。

瓷制贲巴壶最早是从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制作。清代官窑烧制的奔巴壶有两种式样，一种器盖高耸，状若宝塔，始烧于康熙时期。（如下图故宫博物院藏有该式康熙斗彩、青花及乾隆青花奔巴壶）另一种即如本品，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器顶形如平台伞盖状，创烧于乾隆朝，流行于乾隆与嘉庆时期。以瓷复制，殊为不易，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王朝的腐败，民族关系遭到破坏，贲巴壶生产逐渐减少，嘉庆以后甚为少见。

此壶精美绝伦，胎质精细，色彩灿烂，堪称杰作，展现着乾隆一朝的烧制烧造工艺。这件贲巴壶不仅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它所包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才是它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佛心天子弘历在位期间，造办处档案就有多笔关于拍品同类贲巴壶的烧造及收贮记录：

乾隆皇帝不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命景德镇御窑厂、宫廷造办处制造此品，更是亲自对其用途、造型、纹饰给予具体指导，除用作宫中佛堂的法器外，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各种瓷质佛教用具，也用于皇帝赏赐西藏、青海等地的宗教领袖和佛教寺院。乾、嘉时期，贲巴壶曾作为皇帝出巡时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现泰山岱庙就藏有乾隆帝御赐的五件贲巴壶，清政府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的孔庙，以示尊敬。

程金城在《中国陶瓷艺术论》所说：“明清官窑瓷器的文化一般反映出统治者祈望『天下太平』的世界和『富寿康宁』的人生境界， 而采取的形式则是造型上的新奇巧制，纹饰上的华美繁盛。而藏蒙文化因多以藏传佛教的形式表现在瓷器上，因此多表现出『吉祥如意』的意味，采取的形式是细腻规矩，繁盛不拘。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内容反映吉祥无边，形式繁琐的文化境界。藏传佛教对明清瓷器的影响，对清代瓷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清代瓷器的制瓷风格由简洁疏朗，向繁盛华美转变，从而刺激了制瓷工艺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纹饰与拍品近乎相同的斗彩奔巴壶，存世稀少，翻阅海内外公私著录，可见2例，一例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一例曾售于1992年3月31日于香港佳士得拍卖，编号626号。

相类纹样装饰其他色釉者，可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件原存热河行宫，釉彩各异的瓷贲巴壶，录于《金铜佛教供具特展》，图95。另扎什伦布寺藏有一件清乾隆 绿地粉彩莲托八吉祥花卉纹贲巴壶，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有四件多件不同类型的瓷制贲巴壶以兹参阅。

拍品此类贲巴壶瓷器是藏文化与内地工艺文化融合而结出的硕果，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装饰精巧秀雅，胎釉精润，制作考究，与藏传佛教器物雄浑豪放的气质相去甚远，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中国艺术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