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羿2026首拍 | 今明举槌：如日之升，至臻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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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崇尚“文人式”的清雅审美，反对繁缛堆砌，因此御窑器物普遍追求轻巧秀美、端庄而不失灵动。

此对斗彩暗八仙纹碗，正是雍正官窑斗彩器中的典型代表，其造型、胎釉、彩绘与纹饰寓意皆体现出该时期制瓷工艺的卓越成就。

此对碗为敞口、斜壁微弧、圈足，整体比例匀称，线条流畅而内敛。这种碗式既符合实用需求，又具备高度的形式美感。釉层均匀细腻，光泽柔和内敛，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彩绘的层次与色彩。

碗外壁以斗彩绘“暗八仙”纹饰。所谓“暗八仙”，并非描绘八位神仙本人，而是以其各自手持的法器作为象征：铁拐李的葫芦、吕洞宾的宝剑、汉钟离的芭蕉扇、张果老的鱼鼓、何仙姑的荷花（或笊篱）、蓝采和的花篮、韩湘子的横笛、曹国舅的阴阳板。

这八件法器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道教吉祥符号，寓意八仙齐聚、共贺寿辰，故常用于祝寿场合。在清代宫廷，尤其是皇室寿诞庆典中，“暗八仙”纹饰被广泛应用于瓷器、织绣、漆器等各类工艺品上，成为长寿、祥瑞与道家仙术的象征。

道家“暗八仙”与佛教的“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并列为明清时期两大宗教吉祥纹样体系，前者属“道家八宝”，后者属“佛家八宝”。二者虽同为象征性图案，但文化渊源与使用语境不同。在雍正时期，由于皇帝本人对道教养生思想有所兴趣，宫廷艺术中对道教元素的运用较为谨慎而典雅。

此碗的斗彩绘制工艺尤为精湛。所谓“斗彩”，是指先以青花勾勒纹饰轮廓，高温烧成后，再于青花线内填入釉上彩料，二次低温烧制而成。

雍正时期的斗彩在技术上不仅保留了成化斗彩的清雅格调，更吸收了康熙五彩与早期粉彩的渲染技法。工匠会在青花线框内使用红、绿、黄、紫等多种彩料，并通过微妙的色彩过渡与晕染，使图案具有一定的立体感和光影效果，突破了明代平涂填彩的平面局限。充分体现了雍正官窑“以色助形、以形载意”的装饰理念。

外壁近口沿处饰绶带纹，取“绶”与“寿”谐音，强化祝寿主题；近足部绘如意云头纹，寓意吉祥如意，上下呼应，构成完整的视觉节奏。碗心中央绘一对斗彩蟠桃，果实饱满圆润，枝叶舒展自然。

蟠桃源自西王母献桃的典故，传说三千年一熟，食之可延年益寿，是传统祝寿题材中最经典的图像之一。此处将蟠桃与外壁暗八仙结合，形成“仙人献瑞、蟠桃祝寿”的完整叙事，既点明用途，又提升艺术内涵，堪称画龙点睛之笔。

尤为重要的是，此类特定样式的斗彩暗八仙纹碗，目前所见仅限于雍正一朝，表明它很可能是根据内府画样专门烧造的礼仪用器，专供宫廷寿庆之用，具有较强的定制属性与稀缺性。加之雍正皇帝对御窑事务亲力亲为，常命造办处呈览画稿、批示釉色，使得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在艺术性与工艺性上均达到空前统一。

这对雍正斗彩暗八仙纹碗不仅是帝王御用之器，更是集造型美学、工艺技术、文化寓意与皇家审美于一体的宫廷艺术精品，值得后世鉴藏家珍视。

宋哥窑为宋器之精粹，千百年来以古朴典雅之气质折服无数钦慕者，为文人雅士首推之佳器，明张谦德《瓶花谱》中赞曰：“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

雍乾御窑对摹造哥窑瓷器尤为重视，乾隆登基之后，依然秉承前朝之传统，在摹仿宋瓷旧物之中体现出父子二人惊人相似的审美趣味，为了追求最佳的仿古效果，乾隆皇帝不惜下发内府典藏的宋哥窑古物让御窑厂对照临摹。

本品正是此番摹古热潮下的杰出代表，成功地以后仿之器诠释宋人崇尚一色纯净之美学理念。此笔筒造型极其特殊，仿如三个圆桶状的小笔筒两两相套在一起，寓意生生不息、连环如意。

通体施肥润的仿哥釉，肥如凝脂，细腻润泽。间开大小不一的冰裂纹片，通体自然流畅、古意盎然。其中一个圆筒外底中央落青花篆书三行六字款“大清乾隆年製”，款识标准，青花深沉入胎骨。

仿哥窑器属乾隆官窑中的上品，历来流传稀少，珍贵异常。此笔筒造型少见，类似见有工艺相同之四联笔筒，皆为御窑稀见佳作。

雍正一朝之斗彩御瓷，淡雅柔丽，清新华美，冠绝于世，灵仙祝寿图盘更是堪称雍正御瓷之中的无上隽品。 

本品敞口，弧腹，圈足。造型俊雅端庄，通体白釉匀洁如玉，外壁及盘心皆绘以斗彩灵仙祝寿图，画意清秀细腻，设色淡雅逸丽。

画中洞石嶙峋，水仙花丛掩映其中，上有天竺横欹而出，旁有灵芝倚石而生。灵芝、水仙与天竺，取其谐音有“灵仙祝寿”之意，寓意吉庆福寿、玉堂富贵。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字体工整秀雅，为标准雍正官窑款识。 

“灵仙祝寿”是雍正御窑斗彩瓷器名贵品种，雍正帝对此种纹样颇为珍视。从故宫博物院藏《胤禛行乐图·书斋写经》册页局部图中可见端倪。

画中雍正皇帝着汉服闲坐书斋，展纸写经，其门外正是天竺、水仙与迭石，布局与色彩和本品主题纹饰非常相似，可以推知本品所依粉本或即源于此处。

该册页所绘十六处场景多为现实写照，参考相关史料对比，可认定此处所绘应为圆明园内一所书斋，是为胤禛登基之前依照明末文人公认的标准去设置的，不独对室内布置考究，亦十分注重营造室外的观赏景物。可以想象当年雍正皇帝对门前此番赏心悦目的景致是何等喜欢，以致让宫廷画师照此设计图样，交由御窑厂的画工临摹于瓷盘之中。

本品另一独特之处则是灵芝的频繁出现，而且还是长在石头上的灵芝。检阅史料文献可知，灵芝是雍正皇帝最为喜爱的瑞物，具有非凡的涵义。

据《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诸王大臣等奏报，景陵（康熙帝陵）宝城生瑞芝五本，光彩辉烂，五色鲜润。雍正皇帝甚喜，朱批“此我圣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胜感庆”之语。

后雍正七年和十二年均在景陵二度发现灵芝，以致胤禛在雍正十年十月底就清军大胜准葛尔部下发的特谕中专门提及“我师奋击，大获全胜……而瑞芝恰产于景陵，天人协应，信而有征。”

雍正皇帝认为瑞芝是上天预示军事胜利的神物，说明此次战争是符合天道，故受上天庇佑。雍正十年，时为皇子的弘历还专门绘画景陵瑞芝，名为《御笔瑞芝图》，可见皇家上下对景陵瑞芝极为珍视。 同类作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徐氏艺术馆等见有收藏，可互为比较参照。

明清时期，黄色为皇家专属，对于黄釉瓷器的管理更是十分严格，不得僭越。成熟的黄釉始见于明代初期，以后历朝官窑延续烧造，其中雍正御窑黄釉水平尤高，以匀净玲珑、不事雕琢之美著称于世。

据《清档》载，雍正十年七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宫殿监副侍李英交出白地红龙茶圆一件。传旨 : 此茶圆款式、花样俱好，着烧造磁器处照样烧造些送来，再将翡翠色、黄色茶圆俱烧造些。钦此”。

由此可知，雍正帝曾亲自指示黄釉瓷器的烧造并明确表示喜爱。又如“（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茶房笔帖式金大鹏送来黄磁碗样二件、黄磁盅样一件，内大臣海望看过。着将黄磁碗、盅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赐转发江西烧造瓷器处 ...”如此足见宫廷对黄釉瓷器的青睐与重视。

本品深具雍正御窑颜色釉之精妙品格，胎质坚洁，秀巧造型，通体的轻盈灵透呼之欲出。内里光素，外壁满施黄釉，釉色莹润，釉面光洁亮丽，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款字工整秀丽，堪称雍正颜色釉之隽品。

此式杯型化裁于宣德朝黄釉仰钟碗，参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宣德款黄釉仰钟碗。雍正帝醉心珍瓷，对宣德御窑颇加青睐，多次命督陶官以清宫旧藏宣德御窑原作，照样仿製，故雍正朝所仿宣德瓷，形神兼备，极受鉴赏家推重。

欧洲进口之釉上蓝彩首见于康熙年间，直至雍正六年始能调配釉方，然釉上蓝彩多施用于五彩器及珐琅彩瓷，斗彩尚以釉下青花为多，极少见施用釉上蓝彩者。

此斗彩云蝠杯，巧妙运用之深浅三色之绿彩及不透明蓝彩，有别于一般斗彩器，尤为珍贵。碗敞口弧腹，下承圈足，式样优雅，娇巧怡人，所用胎釉细净精良，轻盈之态毕现。内壁施透明釉，外壁以青花勾边绘云蝠图案，釉上填红、绿、橙、黄诸彩，形成红蝠飞翔于五色祥云之中的景象。

翱翔的红蝠神姿不一，伴以迤逦祥云，五色交辉。“蝠”与“福”同音，又有长寿之意，《抱朴子》云：“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蝙蝠遂成为我国传统製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吉祥图案。以红彩绘画，则又谐音“洪福齐天”。

纵观中国装饰的发展，不同的审美要求，使工艺美术装饰精细，形式丰富，形成不同的风格，但相同的是祥瑞思想演变为吉祥如意的愿望。

吉祥观念主要包括：纳福迎祥、驱邪避恶、多子长寿、升官发财、喜庆如意等。特别在清朝时期，这种装饰现象更为流行，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而这种观念恰好符合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求全美满”的意识。

此对斗彩云蝠小碗即是此间写照，红蝠翩翩，祥云满布，正兆寓千云翔集，洪福齐天，如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