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羿2025秋拍「以物观心」 | 窑火精工，世风雅尚：十七世纪中国瓷器的精致化浪潮与文人精神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王朝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喧嚣与社稷崩摧的悲怆。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将目光投向十七世纪那场明清易代的剧烈动荡时，却会在景德镇的窑火中，发现一个迥异于战乱图景的微观世界。

这里正悄然进行着一场关乎生活品味与艺术追求的“消费升级”，一批如“清康熙 青花山水图笔筒” 般的精雅器物，以其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向我们揭示了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一个蓬勃的市民阶层与文人群体，如何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精致化追求，来安顿身心，并最终推动了景德镇瓷艺臻于前所未有的巅峰。

此笔筒口底相若，二层台底，造型清逸端庄。外壁以青花绘山水人物纹饰，其深山峻石，亭台楼阁，高士隐逸，日照光影，描绘得淋漓尽致，似为仙山神境。山间树木丰茂，流水淙淙，楼阁掩映，渔夫独钓，静坐清心，景色悠然怡人，意境静谧深邃。可谓营造出了一幅清深悠远之景，如身临其境般感知古人之趣。

“披麻皴”作为山水画皴法之一，由五代董源创始，以长短线条的排列表现山石肌理，而作为瓷器的装饰手法，“披麻皴”晚明即出现，至康熙早期其技法发展已颇为成熟，本品所绘山石大面积使用披麻皴，形成“远视则景物粲然”的视觉效果。人物置于山水之中，悠然自得，饶有情致，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画面效果讲究意境美，艺术感染力极强。 本品意境、构图、笔触与皴染皆师法文人山水画法绘制而成，其将复古与慕古的情怀从绢纸上转移至瓷面，极富文人趣味与美学理想，堪称熙朝文人瓷绘之典范。

明末清初之际，戏曲、小说流行，版画艺术也发展迅速，尤以徽派版画刻画人物生动传神，广受社会欢迎，同时也对瓷器纹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上所绘内容，多取材自通俗戏曲、小说中情节，将瓷画艺术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笔筒外壁通景以青花描绘周成王桐叶封弟图：周成王在仪仗、随侍的簇拥下，手持桐叶，封弟叔虞于唐，叔虞举笏板躬身谢恩，随侍的数位大臣亦拱手祝贺。画面人物形象刻画精细，情节生动鲜活，青花浓淡变化自如，为康熙青花人物故事图的精美例证。

清康熙  青花桐叶封弟图笔筒

按住下列图片左右滑动浏览全图

▼

桐叶封弟出自《史记·晋世家》，故事主要讲述了西周时期，周成王年少时与其弟弟叔虞一起游戏，并削桐叶为珪赐予叔虞，并戏言以此桐叶封叔虞到唐作诸侯。于是史官让成王选择封侯的时日，但成王言“吾与之戏耳”。史官言“天子无戏言”，于是叔虞就被分封到唐做了诸侯。后以“桐叶封弟”特指帝王封拜。

而《西厢记》则源自脍炙人口的戏曲，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凝固于瓷面，迎合了市井民众的情感需求。这类带有明确叙事性的瓷绘，如同当时的“热门IP”改编，使得瓷器从日用器皿升华为可读、可赏、可寄情的文玩雅物。

本品形制为康熙笔筒典型造型，广口直腹，下承圈足，其胎体坚实，以指轻叩，铮铮作响。笔筒腹部绘《西厢记》第二折僧房假寓图，描绘张生偶遇莺莺而后向红娘打听情由。画面中张生正坐堂前，焦急之情表露无疑。其形象塑造无不栩栩如生，且整器青花发色淡雅，洞石、厅堂等背景渲染柔和，更为人物故事添彩。笔筒底心青花书“大清康熙年製”六字双行楷书款。款识字体刚劲有力，时代特征明显。

清康熙  青花西厢记之僧房假寓故事图笔筒

按住下列图片左右滑动浏览全图

▼

这一市场需求，极大地激发了工匠的创作潜能与技术创新，其最显著的成果，便是中国瓷器绘画语言的真正成熟。在“清康熙 青花海水瑞兽图观音瓶”则完美展现了此时青花“蓝分五色”的极致技艺。工匠通过精准掌控青料浓淡，以“分水法”将翻涌的海水描绘得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其艺术表现力已完全从对纸绢的模仿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

本品为康熙时期的常见造型，因形似观音而得名。瓶身挺拔，撇口、直颈、弧腹、撇圈足。器形规整，体量适中，瓶身以青花绘海水瑞兽纹饰，海水翻滚，瑞兽矫健，神采飞扬，颇具气势。整体用笔流畅，画面布局层次清晰，青花鲜丽明快、浓淡相宜，以分水法作出幽菁清新、浓淡相宜的渲染，表现海水之立体感，为康熙“蓝分五色”的典型代表，可谓是康熙青花器之范本，不为多见。整器胎体坚质细糯，通体施釉平滑明润，绘画流畅，绘制精细，加之此器挺拔少见，为康熙时期青花之佳作，具有极高的欣赏收藏价值。

据《汉书·京房传》载“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着；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在古代瑞应文化中，祥瑞的出现是君德贤明的征兆，皇帝行仁政，天便降下祥瑞之物，以示褒奖，而瑞兽图便是由瑞应文化衍生而来。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许多瑞兽图案也多取材于山海经中。瑞兽纹为熙朝经典瓷器纹饰之一。

除此之外，“蓝分五色”这种对技术美学的极致追求，在“明崇祯青花丙吉问牛图花觚”上已露端倪，其青花发色青翠，色阶丰富，人物刻画生动，无愧于《天工开物》所赞誉的“上品细料器”，为康熙瓷画的辉煌奠定了技术基础。

成书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将明末清初时期烧制的精品瓷器称之为“上品细料器”，并评价它们是时“中国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此时期政局动荡，然景德镇民窑正值兴旺期，各个私人窑厂鳞次栉比，在镇内可谓星罗棋布。明末清初，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雅士竞相购买青花瓷精品，“每一名品出，四方竟相购之”。

崇祯时期由于改进瓷胎质量，采用二元瓷石加高岭土配方，使得胎质坚白不易变形，同时利用煅烧法提纯青料，以上两项技术的进步，促使富于变化的青花分水技法出现，青花色阶由头浓至影淡，表现细腻婉约，别具清新美感。此花觚可贵之处在于虽于风雨飘摇的王朝末年，但修胎、青花绘饰毫不懈怠，颇具崇祯时期「上品细料器」之特征。

拍品造型笔挺端秀，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发色青翠。器身通体以青花装饰，上部绘“丙吉问牛”人物故事图，人物神情生动，笔触自然流畅，画法精准爽落，时代特征显著，为明末青花高挺俊雅之作。丙吉问牛源自《汉书·魏相丙吉传》：“丙吉为相，出郊，遇途人有殴死者，不问。遇有逐牛而喘者，问曰：牛行几里矣。”多用以赞誉官员关心百姓疾苦。

当技术不再是瓶颈，艺术的表达便更为自由与多元。陈设用瓷的兴起，是此次“消费升级”在功能上的重要体现。花觚这一源自上古青铜器的造型，在明末清初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而“清康熙 釉下三彩花鸟纹花觚”更是将这种陈设功能推向奢华与技术的顶峰。其集青花、釉里红、豆青釉于一器，并辅以剔刻工艺，使得纹饰具有浅浮雕般的立体效果。由于三种釉下彩对窑火气氛要求各异，其成功烧制堪称奇迹，它不仅是一件陈设器，更是窑主炫耀技术实力、使用者彰显财富与品味的象征。

拍品形制、纹饰均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类同，可资参照。器形挺拔俊逸，其溯源自上古青铜器中的“觚”演化而来。整体自上而下绘三组纹饰，颈部绘“牡丹孔雀”、近足部绘山石花虫，中部鼓腹处以夔龙灵芝装饰。孔雀、花叶、螭龙等均以青花描绘，釉里红绘花卉、灵芝及部分夔龙，山石则以豆青釉表现。整体纹饰均先以剔地法刻出轮廓和部分细部，然后再分别填上青花、釉里红和豆青釉，故纹饰有明显凸起，具有立体感。整器高大挺拔，所用釉下三彩工艺繁复，时代特征鲜明，装饰效果极佳。

釉下三彩是康熙时期再恢复和发展釉里红的基础上，新创造的一种高温釉下彩品种。它以青花、釉里红和豆青釉三种釉下彩相结合，用蓝色和红色来表现主纹、辅纹，豆青色则通常用以表现山石。由于要使三种颜色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而其烧造难度要比单纯的青花或釉里红更大，釉下三种彩料对发色的温度及气氛要求不同，其成功烧制实属不易，清康熙朝烧造量不大，传世品更是极为少见。

此觚大口外侈，长颈，筒形身，底部外撇。外壁以颈、腹、胫为限分为三个部分。明末清初器型之要务不以复杂为主，而是烧造更适合文人瓷画之器皿，花觚遂成此时佳例。既有仿古之风貌，又暗合文人画意之需求，陈设得宜。故明末清初之际，瓷质花觚开始大量制作，本品外壁延续瓷画之风格，以山水楼阁为题，腹部凸起处绘饰折枝花，胫部绘蕉叶纹。青花发色青翠，浓淡有致，画面格调幽雅，绘饰游刃有余，收放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