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白白丢掉了一只肾，却掀开了一段历史的篇章。
这是一则充满曲折、艰辛、求索的独特历史，是中国敞开大门，融合现代医学的100年。启蒙运动的先驱，海归知识青年，侏罗纪里的恐龙，练气功的大爷大妈，得慢性病的小明星……组成这一百年里的众生相。
1.
1920-1949
梁启超的一只肾
20世纪20年代，清晨的伦敦，灰蒙蒙的空气中，含有霉菌的毒物，从细菌学家弗莱明敞开的窗户中飘过，落在他打开的培养皿上。十年里，弗莱明发表了数以百计关于杀菌的论文。这些发现，催生了二战时的“神药”——青霉素的诞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球的另一面，曾是维新运动领袖的梁启超，因肾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肾切除手术。切下肾脏后，才发现一件蹊跷的事：右肾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梁公就这样白白丢了一只肾。
这件事，任何人遇到都会暴跳如雷。他的学生为之打抱不平。但梁公却出人意料地好脾气。他在《晨报》上特地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协和医院解围——有没有搞错，这可是一场医疗事故！
梁公此举，意味深长。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刚刚“开眼看世界”。中医头一次碰到西医的时候，就像见到了妖魔鬼怪一样。著名学者都不能接受西方医学，比如学者潘仕成，看到解剖学，就很想不通：它解剖的是死人，怎么可以看到活人的真实情况？
同样，西医在中国不被接受：当时在中国行医多年的美国托马斯医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里的人们在治病上自作主张。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也完全不接受麻醉手术。”
在中国“沉睡”的一百年，西方医学已经突飞猛进，变革的速度之快，中国人不服不行。俄国的伊万·巴甫洛夫，奠定了现代消化生理学；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他发现的血清疗法，使人免于破伤风之苦。20世纪初期，西方制药巨头开始销售蛋白或多肽药物，全球第一支动物胰岛素在1923年首次上市，糖尿病不再是恐怖的绝症。
西方医学正敲开一扇扇科学的大门，学贯中西的梁公，都看在眼里。虽丢了肾，却仍为西医袒护，其良苦用心，不在于自己，而是现代医学。梁公不希望因自己的意外，使国人抗拒西医——这个老大帝国，必须醒来了！
2
1949-1970
“我要做科学家!”
1953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那一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去世。
同样在那一年，台湾云林县一间农舍里，一位女性坠地，家人给她起名“邓丽筠”，之后为了好读好记，又改名为“邓丽君”。天安门脚下，在广场上瞻仰斯大林半身像的国人们，还想象不到，20多年后这位叫做“邓丽君”的姑娘，即将凭借一曲《甜蜜蜜》红遍大陆，吹起一阵“靡靡之音”的流行文化。而这位女星，尚在大红大紫时，即患哮喘病而陨落。
同一年，在大洋彼岸，西方科学家正在揭开“生命之谜”。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发布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医学步入了一个收获季：第二代青霉素类抗生素、氯霉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等多种药物研发成功；那些曾经让人闻之丧胆的重病包括结核、白喉、肺炎等，被现代医学逐一攻破。
不久之后，中国的药物研发，开始追赶国际的步伐。中国真是不缺学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965年，国内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震撼了国际医疗界。当时主持研发牛胰岛素的邹承鲁先生回忆： “文革”初期，诺贝尔奖获得者Kendrew爵士来中国访问，他告诉中国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消息在英国电视的“黄金时间”中播出，上百万人观看了这条新闻！可惜的是，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方法，存在产量瓶颈问题，要实现大规模生产，还需要运用生物技术去解决。
当时的中国，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科学沃土。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笋再度拔节而生。在1978年，国家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由此，科学技术的地位大大提高。
你应该不记得这一次大会，但你一定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科学家”是最光彩、最时髦的职业。在那时候，不管你到哪一家幼儿园去，问小朋友：“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你：“我要做科学家！”
但孩子们的科学梦，还不足以灌溉一片土壤，培育国民健康的萌芽。
八十年代，国内兴起了气功养生热。有一段时间，大爷大妈练功夫，老知识分子不看报了，老红军不去教育下一代了，摊鸡蛋饼的大娘都歇业了；他们起早贪黑，拜师学艺，直到这些气功大师赚够了钱，溜之大吉。
伴随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从商业到文化，中国开始摆脱泛政治化的思维，更勇敢而从容地接纳新鲜的世界。在医药产业的跨国交流中，由美国安进公司研制的一种治疗贫血的重组人促红素产品EPOGEN进入业内人士的视野。这个品种适应人群广泛，治疗市场前景可观；然而按照当时的国际汇率和关税水平，其售价近乎“天价”，深深刺痛了一位时任沈后军事医学研究所室主任的科学家的神经。
那个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风靡大陆，人人都在同情这个患病的女主角，但对于白血病这种疾病，当时尚无有效的治疗方式。
在海峡的另一边，出生于1979年的周杰伦，还完全无法预料在十多年后，自己有一天放学打完篮球回家，发现背部疼痛异常，经医生诊断，竟患上了一种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娱乐界内大器晚成的60-70年代的前辈如周海媚、张嘉译、蔡少芬等明星，同样被这种疾病所困扰。
后来人们逐渐了解到，受病痛之苦的明星并不在少数，《阿甘正传》男主角汤姆汉克斯，香港的万梓良等都是糖尿病患者。面对生命之无常，只能报以唏嘘。而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曙光——1982年，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胰岛素，在美国获批了。
3
90年代
多利羊和创业潮
90年代上小学的人都会记得，那时的课本上写了一桩大事：全球首只克隆羊“多利”诞生。 科学家可以给一只羊复制出一个一摸一样的拷贝！当时的我不禁开始幻想，假如能复制一个我出来该有多好，一个写作业，一个天天玩耍。
年轻人看着以《侏罗纪公园》为代表的好莱坞科幻影视作品，表达对未来生物科技普及的忧虑。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保健意识强了，有了钱，更加注重健康，保健品热出现了。“这个胶囊，那个多邦”泛滥街头。
不得不说，当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开端。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里，创新的海洋风起云涌。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跨国药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开办实体公司、输入进口药品，科研人员下海，医生弃医从商，转行“医药代表”的例子屡见不鲜。
中国民族医药企业呼之欲出。1993年，那位来自沈后军事医学研究所、数十年专研于微生物免疫领域的科学家娄丹，立志要造出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好药，带着一帮子弟兵下海，一张白纸，赤手空拳，创建沈阳三生，从一个军人，开始探索市场经济，转型为企业家。
在杭州当老师、开翻译社的马云，初次接触到“互联网”，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新中国建国后最早一批赴海外深造的学子，在异国他乡，远眺祖国大陆的朝霞，内心的壮志汹涌澎湃。 “刷遍千家盘子“的徐小平从加拿大回国，开始第一次创业。
1994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修博士后的娄竞，看到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上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关于血小板生成素（TPO）对于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的治疗作用，深受启发。他继而踏上回国之路，和父亲娄丹并肩携手，领行业之先对TPO进行立项开发，于十年后研发出了全球第一个商业化的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产品“特比澳”。1998年，沈阳三生自主研发的重组人促红素产品“益比奥”上市，并很快取代美国安进公司的原研产品，成为国内促红素市场的领导者；近10年前曾在在娄丹心中种下的那根芒刺，开出了花。
病痛仍是悬在人们头顶的命运之剑。医药行业的发展，关乎老百姓的家庭哀乐，关乎产业经济，甚至关乎国运兴衰。
1999年之后，中国人口结构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费用”成为压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的一座大山。
4
2000年-2010年
健康升温
2000年，影视圈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悲叹的事：《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知名演员陈晓旭因患乳腺癌去世。此后人们谈及肿瘤、自身免疫性等重大疾病，无不忧心忡忡。后来这些疾病研究得到重大突破，有赖于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物制药行业的迅速崛起。
在这一年，国际科学界又取得重大突破——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这一里程碑解锁了人类疾病在遗传信息中的密码本，将生物疗法和药物开发带入一个新纪元。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评价这一科学成果时说道，“这是开辟新纪元的成果”，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一天”。中国科学家参与到了这项研究计划中，承担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
虽然，这只是该项宏伟工程1%的工作量，然而对国人而言意义不凡——21世纪生物产业发展的机遇，中国没有失之交臂！
2003年， SARS突如其来席卷全球，中国全民抗击非典。在此之后，政府高度重视民众公共健康系统。建立应急医疗机制、疾病预防机制……大大小小的措施接连出台。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无声之战，成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拐点”。时隔多年，人们还记得“小汤山“这个名字、“众志成城”的口号、隔离病房和为之牺牲的医务人员。非典平息之后，长舒一口气的中国人，对健康的关注更胜以往。国内兴起养生热，最为人熟知的名字，莫过于“张悟本”。张悟本拉起虎皮扮作“养生大师”，可提供的方子，不过就是吃绿豆。
一阵风过后，人们恍然大悟，指责他是骗子。张大师气得脑梗，住进了医院，叹息一声“脑梗吃绿豆不管用呀”，从此淡出江湖。
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飞跃期，人们生活变好了，口袋里钱多了，他们渴望健康，渴望远离病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民心所系。
2008年，多部委联合力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级专项，立志于10年内以自主创新成果攻克几类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时势、机遇为个人的抱负提供助力，越来越多的海归，开始在祖国广阔新兴的市场大潮中一展宏图。
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研产实力，也开始被国际同行所注目。2009年，美国《药物科学杂志》发表了安进公司的一篇研究报告，却无意间以真实客观的数据，为沈阳三生的产品做了品质背书：对比实验结果表明，“益比奥”质量稳定、糖基化程度高，生物物理和生化性质最接近原研药。
5
2010-2019
国际舞台
中国的科学家也走上了国际舞台。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和奖项一同揭晓的，还有她这一代科学家经历的几十年的艰难历程。直至获奖那天，人们才发现她是一个“三无”科学家：无海归背景、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她曾经亲自试毒，甚至吃坏了肝脏；但研究成果带来的社会效应让她倍感欣慰：“灵感来源于中医的青蒿素，在许多年里治愈了千万人的生命。”
2015年，也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历史分水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四个最严”的政府精神指导下，对医药领域开启了大刀阔斧、正本清源、真刀实干的行业监管组合拳；同时，更积极与国际行业技术标准和产业实践对接，在全国铺开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MAH）试点，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
创新药投资如火如荼，以港交所为代表的国际性资本市场正拓宽机制，为新药引进、技术合作、创新创业的孵化提供更切实的融资后盾。国内，大健康领域消费升级的真实需求，新媒体技术支持下民众健康科普的崛起，与行业内的并购重组、资源整合、管理创新，样样如箭在弦。
医药行业仍是资本追捧的风口。国际生物制药企业竞争激烈。PD-1、CART疗法成为新热点，针对PD-1靶点，两家跨国巨头的O药和K药在市场上打得难分胜负。
中国的制药企业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从沈阳三生一路沿革而来，三生制药集团先后于美国、香港上市，集团国际化版图轮廓初现，国内大手笔兼并收购整合资源，与国际制药巨头的合作也渐入佳境。
2016年，三生制药并购国内单克隆抗体制药领域领先企业中信国健，一举将其多年来稳居国内市场份额首位的拳头产品“益赛普”收入麾下；这个国内最早上市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也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第一个生物制剂，其适应症就包括强直性脊柱炎。
同年，三生制药获得阿斯利康公司糖尿病产品“百泌达”和“百达扬”在国内的独家商业权；2017年，公司与美国礼来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独家获得其旗下的胰岛素产品——“优泌林”在中国市场的推广经销授权，而这个代谢疾病治疗领域的经典产品，正是80年代上市的世界上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胰岛素。
2018年，三生制药携手美国加州Refuge公司，共同开发智能细胞疗法，将人类对于精准靶向作用的癌症治疗生物制剂的探索又推进了一大步。
2018年，一部本土网红电影踏入了国际舞台——《我不是药神》这部写实主义的电影，成为当年娱乐圈热点，还进入了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入围电影名单。
这部片子背后的困境，让人深思：一家印度神油店的老板，在慢粒白血病人吕受益的鼓动下，变成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这部片子击中了社会情绪，再度引发大众对“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社会话题的讨论。
医疗和制药产业，一切价值创造，终极指向的是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幸福感。在国家层面，降药价、控药费是医改民心所向，开发出性价比更高的创新药物，切实满足更广大患者的治疗需求，是药企最接地气的价值和使命。
三生制药于2018年底，与全球生物类似药(Biosimilar)领先企业三星Bioepis启动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包括针对适应症为结直肠癌和肺癌的贝伐珠单抗等多个品种的临床研发和商业化，将为中国持续增长的癌症人群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时间列车驶向2019。新年伊始，业界重磅消息来自三生制药：公司携手全球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先锋Verseau，聚焦用于多种癌症治疗的创新单抗的全球临床开发与合作。如果以1989年中国科学家自行研制成功干扰素基因克隆表达IFN-α1b为起点，至今中国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已走过30年的成长之路，风华初盛；不知不觉中，中国与国际生物医药研发和产业化的相遇、交锋和交融走过了一段百年的漫漫长路。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里有这样一幕：一群学生，对着一个肾标本宣誓。电影里这个镜头，让人忆起，一百年前，梁公被切除肾脏的日子，那是历史上普通的一天，也许正是现代医学在中国的萌发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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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勇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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