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模式”的另一面：它的成功，你无法复制-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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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模式”的另一面：它的成功，你无法复制

企业家与资本策划

2022-04-06

开课时间：5月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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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李鸿章和杨振宁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家乡合肥居然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网红城市。2021年7月，合肥进了2021届毕业生首选城市TOP10名单。

合肥的出名，还得感谢一些自媒体和行业大佬。2020年6月5月，一篇《合肥，一座赌出来的英雄城市！》刷爆了朋友圈。2020年6月9日，著名投资人但斌转发了一条微博《中国最牛逼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是合肥市政府》。

这些爆文爽则爽矣，实则漏洞百出：只看了合肥市政府的成功案例（中科大、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而忽略了那些烂尾项目；只讲了合肥市“豪赌”科技公司的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分析合肥资本招商的内在逻辑；他们以为“合肥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求其他城市“抄合肥的作业”，完全不顾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

无冕财经（wumiancaijing）原创发布

作者：饶祖分

一、合肥风投的惨痛教训

当有人问巴菲特在生意上犯过哪些错误时，巴菲特风趣地答道：“那要看你有多长时间听我说了！”2020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净亏损497.46亿美元。

既然最聪明、最专业、最资深的投资人都会投错项目，那还处于学徒状态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百分百中？实际上，合肥市政府在招商过程中遭遇过四次大败。

失败案例一：重金挖航道，梦断柴油机

2007年8月，不沿江（长江及其一级支流）不靠海的合肥，大胆引进了中国最大民营船企熔盛重工集团（公众号：朱耿洲CCP）。

熔盛重工集团在合肥设立了两家分公司（合肥熔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熔盛机械有限公司），总投资50亿，准备在合肥打造全国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建好了，但这上千吨的柴油机该怎么送到海船上呢？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安徽省和合肥市共同牵头出资12亿元，组建航道治理公司，改造了从派河到长江的132公里的航道，增加了巢湖、裕溪口两道船闸，使得船舶低速柴油机能够直接从合肥运往长江，再通过长江出海。

2010年左右，熔安动力和熔盛机械走向了巅峰，合肥市领导豪情万丈地说：“由于合肥不靠海运港口，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熔盛重工在合肥的发展，但现在你们用事实证明了你们创造了业界‘奇迹’。”

可这个奇迹很快就成了遗迹。2013年造船业骤遇寒流，航运市场急转直下，熔盛系企业深陷连环债务危机。

熔安动力、熔盛机械拖欠银行借款、逾期利息、租金等共计5亿余元，拖欠国家税款达2000万余元，明星企业成了“老赖”，最后只能靠拍卖土地追回欠款。

失败案例二：押错新赛道，梦断等离子

本世纪初，显示器行业出现了两大流派：液晶显示器和等离子显示器。当时液晶显示器的技术还不够成熟，等离子显示器一度占据上风，四川长虹的等离子电视卖到脱销。

2009年，合肥市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是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2年，鑫昊公司的总资产除去总负债，仅剩9.99亿余元，比起3年前缩水了一半。

而后，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分三次出让将安徽鑫昊等离子股权给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如今，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然持有安徽鑫昊等离子31.25%的股权，资产亏空早成定局。

失败案例三：投资打水漂，梦断太阳能

2010年8月15日，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合肥）有限公司1600兆瓦太阳能电池项目在合肥高新区举行奠基仪式，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领导悉数到场参加开工仪式。

该项目一期工程计划建设1000兆瓦太阳能晶体硅电池，是安徽省第一个大型太阳能电池项目（公众号：朱耿洲CCP），也是全球最大的一次性开工建设的光伏项目。请注意，合肥赛维的创始资金25亿元全部来自合肥市。

赛维的发展从巅峰到衰败，来得也异常迅猛。2011年开始，全球光伏市场出现产能过剩、需求降低，导致贯穿产业链的持续价格压力，欧美先后对中国光伏企业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赛维逐渐陷入资金链断裂、债务恶化的困境。

2013年秋，合肥赛维光伏产业基地经过218轮举牌竞拍，被通威集团8.7亿元收入囊中，躲过了破产倒闭之劫。半年之内两度转手，这个号称全球单体投资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项目得以起死回生，但合肥市政府垫资代建等巨额经济损失，则很难挽回了。

失败案例四：追讨代建费，梦断大健康

2013年9月7日，合肥巢湖经开区称，将与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未名”）合作，投资超200亿元打造世界首个生物经济示范区，建成国际领先的生物经济研究中心和产业基地。

2014年1月，安徽未名（“北大未名”在合肥成立的分公司）一位高管曾介绍：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产值1000亿元，解决当地5000人就业。巢湖市领导心里乐开了花，期望靠这个项目翻身。

可谁能想到，翻身变成了翻车。2016年4月一期工程竣工后，安徽未名在资金方面就捉襟见肘了，出现了农民工讨薪上访及工伤纠纷事件。原本可容纳30~50条生物制药生产线的一期项目，至今没有一条投入运行。

2019年，巢湖市将未名集团安徽子公司告上法庭，诉称对方未按期投产，未履行每年至少上缴7960万元税金的招商承诺（一分钱税都未缴纳），同时要求偿付6.7亿元基础工程代建成本及利息等资产价款。

其实，这四个败局有不少共同点：1、四个合作伙伴都是热门赛道的明星企业，所以能博取合肥市政府的信任；2、合肥市政府不仅给了优惠政策，还砸了真金白银；3、项目失败以后，合肥市政府的应对很及时，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我列举这些失败项目不是为了抹黑合肥市，实际上，合肥市的投资成功率非常高。合肥的成绩有目共睹（公众号：朱耿洲CCP），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GDP排名就从全国第80名进步到第20名，财政收入增长了33倍，人口从438万增长到930多万。

合肥的逆袭来之不易，它没有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政策，它没有上海那样的历史沉淀，它没有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我命由我不由天，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合肥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速发展，“无中生有”实现“弯道超车”，搞出了所谓的“合肥模式”。

二、“合肥模式”的底层逻辑

“合肥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

新华社的解读是这样的：以尊重市场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资本纽带、股权纽带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增资或国企战略重组整合打造国资平台，再推动国资平台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通过直接投资或组建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服务于地方招商引资，形成产业培育合力。

是不是感觉没听懂？行，我给你画一张流程图，你就大概明白了。

当然了，这张图过于简略了，很多朋友看完之后会有疑问。

第一个问题，“好赛道、好企业”中的“好”是怎么界定的？

“好赛道”很好找，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不过地方政府也不能贪大求全，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新兴产业。

合肥的逻辑非常清晰，做家电的时候发现屏幕和内存条非常重要，就搞起了显示器产业和芯片产业，造汽车的时候发现燃油车前景堪忧，就搞起了新能源汽车产业。

“好企业”则不好判断，浙江湖州市在选择新能源项目时就一错再错，重仓了乐视汽车，放弃了蔚来汽车。

合肥市注重政府部门内部协作，统筹各个部门联合成立产业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项目审核把关。与此同时，合肥重视借力外脑，聘请100余位企业家作为招商顾问，依托专业团队论证把脉。

第二个问题，“国资入股”是怎么操作的？

为了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合肥市国资委组建了三个投资平台：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投”）、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兴泰”）和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

以这三大平台为牵引器，联合中信、招商等头部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近千亿元的产业基金群（公众号：朱耿洲CCP）。然后让这些实力雄厚的产业基金打钱给目标公司，获得该公司相应的股权。

举两个例子，合肥建投持有蔚来控股有限公司4.2%的股权，合肥产投参与了长鑫12吋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

这就是所谓的“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第三个问题，“国资股权退出”又是怎么玩的？

在项目成熟运转后，合肥遵循“不谋求控股权，产业向好发展后及时退出，再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基本路径，设计了完善的国资退出机制。

合肥鑫城（合肥市属国企）与合肥蓝科（合肥市属国企）于2009年以每股2.4元价格参与京东方A定增，均认购6.25亿股新增股份力挺京东方A的合肥6代线项目；2010年，另一家合肥企业合肥融科（合肥市属国企）以每股3.03元参与京东方定增，增资用于投资建设8.5代线项目。

合肥京东方工厂

而后，这三家合肥国企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京东方A的股票，实现资本退出，收益近200亿元。

三、“合肥模式”能够复制吗？

在中国，如果某个城市的经济突然爆发，那么它的发展模式就会被无数人奉为圭臬。改革开放初期，最火的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合肥模式”。

2019年12月2日，《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对标合肥：佛山智造“新三招”何在？》。

2020年12月7日，《南昌日报》发表文章《学习合肥之“肥” 加速昌南之“昌”》。

2020年7月7日，深圳政府在线发表文章《学习探索“合肥模式” 激发光明科学城发展新思路》。

2021年4月2日，呼尔浩特市政府官网发表动态《呼和浩特市国资委实地学习考察“合肥模式”助力我市经济发展》。

2021年8月17日，芜湖市委书记单向前主持了一场重要研讨会，题目就叫“学习合肥、赶超合肥”。

2021年8月19日，安徽省政府发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三地一区”建设行动方案》，这意味着安徽正在放大“合肥模式”。

……

不管是安徽省内兄弟城市，还是省外的大城市，都在学习合肥的发展经验。甚至有人嚷嚷着要照抄“合肥模式”。

那么，“合肥模式”到底能不能复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复盘一下合肥的发展史（公众号：朱耿洲CCP），搞清楚合肥有哪些先天优势，合肥抓住了什么样的时代机遇，合肥克服了哪些大障碍。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合肥市的地理方位，既是安徽省的几何中心、省会城市，又是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一边虹吸省内的高端资源，一边承接江浙沪的外溢产业。

建国初期，刚刚当上省会的合肥只有五条破马路，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厂。于是国家从上海搬来了56家工厂企业，这便是合肥工业的第一桶金。

2000年以后，由于土地和人工等各项成本不断上涨，江浙沪的部分企业需要向外地转移。

有地缘优势的合肥市趁势而上，精力向工业集中，资源向工业汇集，政策向工业倾斜，吸引了惠而浦、海尔、美的、格力、TCL、美菱、三洋等知名家电企业在合肥落户生根，逐渐发展为“中国家电之都”。

2020年，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曾说：由于蔚来整车物流平均里程为901公里，因此产业园的选址需具备交通便利性和产业集群效应，而安徽合肥在地理位置上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通江达海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三大副中心之一。

其次，合肥市有很强的科创基础和人才优势。合肥有顶级985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有3个国家实验室，有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有59个院士工作站，是中国第二个国家科学中心。

基础打好了，巢穴筑好了，才能吸引战略新兴产业的“金凤凰”。合肥引进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企业，遇到任何技术难题，都可以在本市的科研院所里找到答案。试问，中国有几个城市能做到这一点。

再次，从2005年到现在，合肥虽然换了几任一把手（孙金龙、吴存荣、宋国权、虞爱华），但发展思路和投资策略一直没变，真正做到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公众号：朱耿洲CCP）”。虞爱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坦言：“’新官不理旧官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容易把外商打成’内伤‘，把内商打成‘重伤’。”

所以说，“合肥模式”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很明显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粘贴。

历史已经证明，强行照搬某种发展模式是没有好下场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市情市貌，不可能完全和合肥相同。

还要注意一点，“合肥模式”并不完美，出现了“市民未富，房价先涨”的尴尬局面。合肥上一次出名，就是因为高房价，2016年合肥房价涨幅超过48.4%，涨幅排名全球第一！

5年过去了，合肥的楼市依然火爆。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0年8月合肥市的二手房均价高达20713元/平方米，高于武汉、西安、成都、长沙、郑州，中西部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