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五次会议，这是两会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对2017年开春的中国经济释放了哪些信号？
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情况
首先就是从高度和远见来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改革会影响世界，而世界的风云变化，中国要提前应对，提前布局，无论是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一系列变化，都足以影响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经历了五年多的持续恶化后，中国经济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个中期底部。其内涵不仅仅是狭义的实体经济企稳，而是增长和金融风险双双软着陆。2017年有望成为中期底部水落石出的一年。
回归一下，2016年的周期性企稳不足为喜，因为它依赖于一轮代价高昂的强刺激。非金融部门债务率在过去四个季度暴增19个百分点；2/3以上的新增信贷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金融体系杠杆激增；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等等。
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刺激，导致人民币资产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未能有效改善。虽然资本管制和充裕的国内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国内资产价格，但人民币汇率不得不继续承受贬值压力。而汇率和资本外流的隐忧仍会不时地反噬国内资产价格、带来间歇式调整压力。
这一局面有望在2017年改观吗？
随着宏观政策重心回归防风险，未来一年的宏观格局将从“周期回暖、结构恶化”过渡至“周期降温、结构改善”。这一过程天然伴随着震荡，因为结构改善依赖于去杠杆、容易与经济的周期性下滑形成共振。但如能避免螺旋下滑式的硬着陆，这将是一个更健康、良性的宏观格局。
中国经济
瑞银集团汪涛：明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过剩产能继续压制工业产品价格的回升；预计政府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还将继续放松货币政策。
一、2017年增长和金融杠杆双双软着陆并非遥不可及
1、支持增长软着陆的积极因素正在增多
随着调控加码，房地产市场冷却对2017年增长的拖累不容小觑。金融业在去杠杆的监管基调下难以再次成为“救世主”。而经历了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初的强刺激后，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也十分有限。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周期性放缓似乎不可避免。
但容易忽视的是，跨越短周期的内生调整红利可能已经增强了经济运行的韧性：
（1）本轮房地产热潮并未伴随大规模的新开工和开发投资。2016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反弹了23％，而新开工仅回升8%、房地产投资仅增长7%。这与上一轮下滑伊始（2013年）房地产建设和投资双位数的强劲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开工与销售之比降至历史新低，“广义库存”（=待售+施工-竣工-预售面积）与销售之比也已跌至2012年以来的新低。从流量和存量来看，房地产库存均已有效降低。低库存背景下，销售回落导致的建设和投资活动下滑幅度有望小于以往。
（2）房地产链条上的工业部门也未重现生产和投资热潮，而是进一步重组。随着工业投资增速连续五年下滑且与工业生产增速保持负裂口，工业实际投资与生产之比已降至十三年新低。工业部门自发产能重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再叠加2016年以来政策推动的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业部门价格、库存、生产、投资之间正循环的基础已得到一定的修复。在销售、利润回暖的带动下，工业投资未来有望温和复苏。
2、金融去杠杆正度过最初的阵痛期
过去五年间，中国的名义GDP增加了30万亿人民币，非金融部门债务扩张了96万亿，而金融机构总资产暴增了150多万亿。如此巨大的“金融过剩”背后是复杂交错的金融杠杆和快速积聚的金融风险。
金融去杠杆注定颠簸。批发融资已占银行体系总负债的22%。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和交叉影响远大于前几年。与此同时，决策层对于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较实体经济逊色很多。一方面面临着防范道德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另一方面，统一、高效的监管框架仍有待构建。
去产能要处置“僵尸企业”
在28日会议中最显眼的是对去产能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这也意味着，“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应该是近几年的重点，处置僵尸企业，可以进行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调整，还可以做大做强国企，也可以来淘汰落后产能，达到环保治霾的效果。
会议中指出深入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处置“僵尸企业”。要做好转岗就业、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确保没有能力再就业人员基本生活。要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探讨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再次强调僵尸企业，还要强调统一认识，因为僵尸企业在地方存在的可能性更大，甚至许多僵尸企业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只有统一认识，才能去除在处置僵尸企业中的阻力。不然会让政策悬在空中。
有效防范道德风险，意味着一个基调在进行处置僵尸企业的时候，要尽量保存相关利益方的权益，比如工人等。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表示了中央坚定处置僵尸企业的态度。已经预料处置“僵尸企业”产生的后果，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消灭“僵尸企业”的决心。
探讨积极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也意味着现在在如何处置债务方面还没有整体意见，如何在处置僵尸企业的债务问题，而不让其扩大至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领域，防止风险漫延。
防控金融风险更有方向性
对于金融风险，延续了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相比更细化，更有方向性。
会议中指出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这一段话，几乎打破了央行重回“光荣”的希望，最低短时间内，央行想一统“三会”，成立“大央行”是几乎没有可能的。
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在之前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行业意见》的文中可以看出，一行与三会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若是这个监管协调机制类似之前的部级联席会议，等于对大金融的监管还是在拾遗补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但是在后面几句，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防范金融风险。加大监管查缺补漏。
这需要关注到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否回慢下来，未曾而知？因为下一句表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而不是技术创新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对于治理乱象，大家都看到了，证监会主席的发言和保监会的动作。
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对于房地产，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特点，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完善一揽子政策组合，引导投资行为，合理引导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要调整和优化中长期供给体系，实现房地产市场动态均衡。
刚刚的北京二手房回暖，现在又来强调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但是同时强调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强调供给体系，为什么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供给不够。但是从上段话可以看出，在房地产市场上，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机制，虽然现在有多个部委在研究。
中国的房地产不是买卖房子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金融问题。有可能要防止经济突然向下时，能够起到拉动的作用。所以要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保持稳定，不至于向另一面（恶化）发展，但是也不能让房地产过度成为投机产品。
企业负担问题已得到最高层重视
在会议中强调要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在降低垄断性行业价格和收费方面下更大功夫，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
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拿到了银行的钱，但当时企业都处于低价竞争状态，核心竞争力不在研发，而在降低成本。工厂的利润越来越低，银行的钱都是有利息的，于是很多企业都把钱投向了房地产。
这一年，很多教育、家电、服装、食品企业都转型做起了房地产，比如宁波的雅戈尔等等，因为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
这四万亿不仅没有帮我们扩大内需，没有帮助制造业产业升级，反而又把房地产行情助长了一把，房价又开始飙升。
其内涵不仅仅是狭义的实体经济企稳，而是增长和金融风险双双软着陆。2017年有望成为中期底部水落石出的一年。
回归一下，2016年的周期性企稳不足为喜，因为它依赖于一轮代价高昂的强刺激。非金融部门债务率在过去四个季度暴增19个百分点；2/3以上的新增信贷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金融体系杠杆激增；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等等。
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刺激，导致人民币资产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未能有效改善。虽然资本管制和充裕的国内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国内资产价格，但人民币汇率不得不继续承受贬值压力。而汇率和资本外流的隐忧仍会不时地反噬国内资产价格、带来间歇式调整压力。
2009年成了房地产最火的一年。原本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08年开发商门可罗雀，第二年就上演了 “乾坤大逆转”，呈现所谓的“报复性上涨”，后来不得不“捂盘惜售”；购房者从观望犹豫到 “排队疯抢”，就连王健林都怀念这一年楼市的火热。
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企业的负担问题，已经得到最高层的重视，并且意识到不是税收的问题，而是在收费和因为体制以及机制造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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