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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要“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多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中涉及该议题。此前,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也提出要“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多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并在就相关实施方案征求意见。对于碳足迹管理的关注,不仅是政策层面“双碳”行动的具体举措,更蕴含着国家对绿色低碳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及其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优势深度挖掘与全面提升的期待。全产业链降碳这关键一步如何迈,成为当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议题。
碳足迹管理,迫在眉睫的行动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源于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理念,主要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表示特定的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中对“碳足迹”的定义,其是指由一项活动直接和间接引起的或在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积累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碳足迹可分为国家碳足迹、个人碳足迹、企业碳足迹、产品碳足迹等层面。
碳足迹管理,是对某一产品或服务在全生命周期或某一组织在全流程生产和运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评估和管理的过程,涵盖了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运输分销到最终使用和废弃处理的全流程,旨在帮助企业识别减排潜力,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环境影响。碳足迹管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用于评估、管理和减少产品或组织的碳排放量,涵盖从碳排放的核算到制定减排策略,再到实施和监测的整个过程,包括碳排放监测统计与核算、报告与核查、标准与标识认证等制度。
国内碳足迹管理仍处于摸索阶段,因为处于被动的、来自外部的“规则训导”场景,有关产品排放量存在被高估或重复计算、国内采购绿电绿证追溯机制不健全、碳市场衔接和国际认可规则不明的问题尚待解决,需要从政策规范与市场实践方面提前谋划,积极应对。
全球碳足迹管理,仍处于“野蛮成长”期
不同于联合国主渠道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越来越多的重点行业和产品正在实施无差别化的碳标准标识制度,并在国际贸易、新经济和消费领域逐渐形成新的技术规范,这将深远地影响全球供应链及产业的发展。
目前,全球约有20余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产品碳足迹的标签标识制度,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日本、韩国、泰国等。
目前,国际上有关碳足迹管理的实践仍在不断探索,总体上呈现标准芜杂、方法各异的特征,相关认证管理也较为碎片化,仍处在行业自治、企业自治的阶段。与此同时,考虑到存在“漂绿”、“重复计算”等诸多乱象,欧洲议会在2024年1月通过了《为绿色转型而赋能消费者法案》,禁止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使用“碳中和标签”,即慎用已经泛滥的抵消资源,更强调产品或服务基于自身技术创新实现的深度脱碳。
先行先试,国内碳足迹管理体系创建之路
中国在碳足迹管理领域的起步虽相对较晚,但在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下,一些行业已经迈出了积极探索的步伐,并逐渐形成示范效应。中国正着力于构建完整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并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如推出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同时着手建设重点行业碳足迹排放因子数据库等。
部分行业,如石化、建材、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已经在尝试进行碳足迹评估和管理,通过建立相应的核算体系、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借鉴国际经验等方式,积极推动本行业的碳足迹管理工作。如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截至2023年6月,共发布13项碳足迹评价相关团体标准。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项目,通过碳足迹管理推动产业升级,倡导绿色供应链管理,提升产业竞争力,力争在绿色转型中占据先机。如山东、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也率先开展试点示范,推动碳足迹管理的落地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山东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广东省在碳足迹管理领域则突出区域合作特色,上海则更注重“数字化管理”。
企业碳足迹管理,需以问题为导向
国内企业对于碳足迹管理仍处于摸索阶段,尤其在全球碳排放规则不断演进、国际标准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更为显著。一方面,由于国内外采用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差异,有关产品的排放量存在被高估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规则不明确或存在模糊地带,而国内绿电绿证、自愿减排交易尚未有效衔接,精准可靠的追溯机制也还未建立,这就导致国内企业的实际减排努力在国际上并未能得到充分认可。
面对全球碳中和趋势,企业既要把握政策导向,也要主动布局,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升级和国际合作等多维度策略,有效应对碳足迹管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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