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企业没有严格定义和统一标准，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一般认为城投企业主要包括从事公益性（基础设施代建、棚改、土地开发与整理等）和准公益性业务（水务、供热供电、高速交通等）的地方国企。城投企业是地方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主体，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城投企业也成为推升地方隐性债务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城投企业资产负债规模扩张较快。从城投企业规模看，资产规模前50的企业大都在千亿以上。在10年前，大约只有前10的城投企业资产规模达到千亿。城投公司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说明城投企业发展迅速，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城投企业继续保持以往资产规模高速扩张的模式难以为继，城投企业需要从单纯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城市经营管理转型发展。
从外部监管政策角度看，自2014年43号文以来，监管层面一直强调城投平台要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城投平台积极转型，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经营和自负盈亏，严控隐性债务增量和高企的债务压力。
回顾国内城投企业的转型案例，一方面，城投平台通过股权改革（包括资产重组、划转/划入、引入战投等形式）和多元化投资的方式进行业务层面的转型探索；另一方面，城投企业拓宽原有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成为化解债务的重要抓手。
在涉及业务的转型过程中，按照经营业务类型，依据经营性现金流来源，可将城投企业分为公益类、准公益类、市场化经营三类。
公益类企业的主营业务包括环保、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项目，其经营性现金流来源主要依靠政府回购、政府购买、政府补贴等，企业多在某领域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或拥有特许经营权。
准公益类企业既包括经营准公益类业务的企业，如公共交通建设运营、棚改、保障房、供水电热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还包括既有公益性业务又有经营性业务的企业，其收入来源有准公益类项目的经营收入、政务购买、政府补贴等，也包括经营性业务的正常收入。
市场化经营的城投企业属于转型较为彻底的一类平台，其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运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贸易、产品销售、房地产、融资租赁等。
根据各地发布的文件，转贷型（空壳类）城投将依法清理注销，其它从事具体业务的城投，未来需要向公益类国有企业、商业类国有企业/一般企业转型。
在城投企业的业务整合重组中，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对于辖区内拥有较多城投企业且业务比较分散的地区，可将多家城投企业合并，组建新的综合性城投集团，在集团内部进行业务重整，通过重组合并提高城投竞争力和融资能力，并减少企业数；
二是依托现有大型城投为基础，通过股权划拨等方式，将其它城投吸收合并在内，以大并小；
三是对于辖区内有多家城投企业，且不同企业有业务重叠的地区，可通过股权划拨等方式，将业务相同、相似或互补性强的板块重组整合，成立一批新的城投企业。
重庆城投体系在“一分八、八改五”的变化过程中，“八大投”向“五大投”的格局转型就有借鉴意义。
重庆城投始于“1+8”的“渝富模式”（渝富集团+城投、地产、高发司、高投、开投、建投、水务和水利），通过五大注资（国债、土地储备收入、规费收入、固定资产、税收返还）增强平台信用，整合当时现有资源大兴基建。2012年，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整合八大投为五大投（建投划归到工业产业集群中，高投转型做旅游，水利和水务合并）。在此过程中，重庆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成功由城投企业转为经营性国企。
再以兰州市城投改革为例，2016年兰州市政府同意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兰州国资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兰州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6月整合完成。兰州城投公益性较强，是兰州市基建项目主要投资主体；兰州国投偏重经营性业务，主业包括制药、粮油等，也在市内开展少量的基建及保障房开发。由于兰州城投及兰州国投均同时开展公益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单纯剥离公益性/经营性资产难度较大，因此将二者整合为一家大平台，在内部逐渐实现各类主体的业务重整。
江西上饶的城投平台整合开始于2015年，新成立上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将其他城投平台逐步装入，后续新平台也基本都由上饶投资出资设立。截至2020年6月底，上饶投资的总资产规模已达2571.88亿元，区域主要平台都在合并范围内。
城投企业可以引入其它投资者进行混改，采取相对控股或参股形式吸收国有和非国有资本进入，实现股权多元化，包括引入公众股东并为上市做准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等。
但值得关注的是，城投企业因盈利能力弱、债务规模大、非市场化制度、资产定价困难、员工构成复杂等因素而导致混改难度较大。即便是在政府推动力度大、混改进展较快的天津，城投成功混改的案例也仅1家。2018年12月，天津城投置地混改落地，华润置地增资79.34亿元，获得天津城投置地49%股权，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持股51%。
而失败案例则更多，比如云南省政府于2019年7月与保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宣告保利计划参与云南城投混改，但2020年4月混改搁浅。
相比较而言，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于城投企业更具可行性。据统计，自2014年上海城投混改成功以来，约有8家城投企业通过引入投资者进行混改。
总结可得，成功混改的城投企业多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土地资源优质；二是从事业务与战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投资者可快速强化业务或拓展区域；三是混改标的以城投子公司为主。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城投企业还需根据具体情况拓展新业务。不少城投企业为增强造血能力，会在原有主业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拓展，转型后的企业除了承担地区公益类、准公益类建设项目和国有资产运营任务外，也通过投资并购成为控股型集团，或是设立产业基金，以基金管理人的身份布局区域重点产业和区域外有发展前景的产业。
近年来，城投企业入股上市公司的消息频频出现，据统计，仅2018和2019年的两年时间内，就有16家城投平台入主19家上市公司。其目的可能存在营利的考虑，业务关联的协同或不同业务的拓展，可能存在融资的考虑，上市公司作为股权融资主体达到扩大融资却不增加资产负债率的作用，当然也可能存在纾困的考虑，应地方政府要求挽救上市公司。
一般而言，城投企业入股上市公司的众多事件中，上市公司具备城投企业战略发展需要的产业概念、业务布局，城投企业则具备政府支持、区域资源等一系列优势，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城投企业可以增加融资渠道，向着资源整合、独立市场化运作的方向更进一步。
此外，有城投企业结合财政资金、自有资金，通过设立各类母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等，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产业，发挥资金的引导作用及乘数效应，一方面服务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为平台业务多元化和新的利润增长点奠定基础。
以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是盐城经开区核心投融资主体，2016年以来外购上海多宗物业，投资的澜起科技、中微半导体等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收购上市公司立霸股份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截至2020年6月末，母公司对联营企业长投余额51.58亿元，其中：
一是股权投资基金，包括盐城悦善产业投资基金19.99亿元、山南嘉实弘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7.64亿元、嘉兴君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1.15亿元、上海临港东方君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0.14亿元；
二是出于招商引资目的入股企业，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和配件生产合计投资12.11亿元，基建、房地产开发1.30亿元投资，妇幼保健医院2.67亿元和立霸股份6.58亿元投资。
同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47亿元，其中，区内投资约7亿元，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公司，区外投资约31亿元，主要是悦达资本和股权投资基金，投向电子信息、微电子、半导体、医疗、消费等行业。
再以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例，亦庄国投下设亦庄产投、亦庄汽车、亦庄香港、亦庄担保、亦庄租赁、亦庄小额贷款、通明湖信息城、集电控股等子公司。在产业投资方面，亦庄国投重点支持中芯国际、京东方、北汽股份等企业发展，积极参与耐世特汽车、ISSI、Mattson等海外并购。亦庄国投搭建起母基金体系，投资领域涵盖经开区四大主导产业，基金类型包括天使、VC、PE、并购等模式。
截至2021年1月底，亦庄国投累计完成投资项目160个、投资额超680亿元，其中亦庄国投母基金共累计参与设立基金71支，基金总规模超6480亿元，亦庄国投认缴规模超590亿元，实缴规模超350亿元。
此外，在近期热度极高的擅长产业投资的深圳国资、合肥国资的一系列资本动作中，也不乏旗下城投企业的身影。比如，合肥城投企业——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通过合肥建恒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了蔚来，通过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控股合肥京东方等等。
过去，城投企业常用的融资途径主要有银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融资、融资租赁及PPP融资等，银行贷款占据主导地位，非标融资面临着融资成本高的风险。当上述模式已达到高存量、难新增的阶段，创新融资模式便迫在眉睫。
在严控隐性债务和债务压力高企的背景下，融资端可以期待、积极探索的新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