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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众所周知。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和低收入国家相比皆是如此。但是，中国年轻人相对中年人的高储蓄却很少被研究。
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家庭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并不是年轻人相对高储蓄的决定因素。中国高住房成本，以及因此导致的普遍代际共同居住，是中国城市青年相对高储蓄的关键原因。此外，有直接证据显示代际收入转移（中年人赡养老人）并不是主流。
2010年，Chamon 和Prasad根据1986年-2005年中国十个省份的数据得出结论：与标准的生命周期储蓄模型不同，中国25-40岁男性青年与中年人的储蓄率一样甚至更高。（生命周期标准储蓄模型认为，收入应随着生命周期增长，所以年轻人的储蓄率应该低。）
2002年，涵盖72个城市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这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储蓄率模式形成对比，在这些地区，储蓄率随生命周期变化呈现传统的U型。
下图为中国25-65岁城市男性户主储蓄率和传统U型对比图，可看出在25岁、30岁-35岁有明显凸出值：
多项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政策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国有家庭养老传统，加上独生子女导致家庭规模更小，年轻人更倾向于储蓄。独生子女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因子女较少，年轻父母希望年龄大时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
年轻人进入中年后，对老人的赡养负担更高。
不过，独生子女政策并非年轻人相对高储蓄的关键原因。中国家庭储蓄行为研究存在的三个主要难题影响着年轻人的高储蓄率。
首先，所有研究者使用的数据都不能代表个体或夫妻生命周期储蓄模式。这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普遍且重要的现象——年轻人普遍和父母合住。
上述2002年家庭收入项目研究的数据，描述了城市里男性随年龄变化的代际居住模式（如图）。30岁的城市男性中，仍有一半人至少和一位长辈一起居住。
下图：城市男性随年龄变化和父母合住的分布图
中国生命周期储蓄研究的数据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并不提供个人或夫妻单独的数据。
报告中不同年龄的储蓄率，通常是以户主的年龄区分的。而和男性家长一起居住的年轻青年不大可能成为户主。实际上，2005年，中国小型普查显示，25岁至45岁的男性中，只有7%是户主。代际居住产生的困扰是，个人或夫妻特定年龄储蓄数据缺失，可能使报告中所谓中国城市年龄储蓄模型失真。
第二个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地区，年轻人赡养老人已不是激励储蓄的重要因素。
2005年中国小型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中主要生活支出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的只占到不足10%。
数据显示，在当前中国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收入中，代际收入转移（赡养费用）只占到很小的比。在城市里，老年人缺乏持续的养老来源不足为奇。实际上，很多老年人都因以前的房改而拥有自己的住房。
不过，面临补助和高住房成本的年轻人，仍需要很多年才能继承父母的住房。一般来讲父母之间年龄差约是25岁。许多中国城市老人有较为可观的养老金，补充率高达80%。
第三个问题是，通过分析聚焦独生子女政策发现，年轻人相对高的储蓄率在中国并不是独有现象。
20世纪70年代，年轻人相对高储蓄的模式也在日本出现过。日本当时并没有人为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彼时日本和此时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高代际居住率和高住房成本。
为了研究生命周期储蓄模型和代际共同居住的关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Mark R. Rosenzweig和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张俊森2014年做了最新的研究。他们的调查数据包括，5个城市里双胞胎或非双胞胎家庭个人或夫妇的储蓄，同时收集了未共同居住的兄弟姐妹或父母的数据。
研究结论有（查看原详细的研究原文）：
有更多兄弟姐妹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明显较低。
富裕的父母更倾向于和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从双胞胎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收入更高的子女更有可能选择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收入更低的则相反。
通过双胞胎研究可以得出，和父母合住的年轻人储蓄率更高。
因此，有更多兄弟姐妹的男青年收入更低，储蓄相应较少，但更有可能和父母合住，这有助于其积累储蓄。因此，两相因素产生抵消作用，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家庭里一个人出生的家庭规模大小对其储蓄的影响并不大。
独生子女政策并非年轻人相对高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中国高住房成本，以及因此导致的普遍代际共同居住，是中国城市青年相对高储蓄的关键原因。研究还显示，如果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家庭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导致住房成本继续攀升，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代际居住现象，这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年轻人的相对高储蓄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