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份课题研究表明，10939份投资者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投资年限低于5年，其中1-3年的占比最高（24.20%），并且金融专业素养60分以下占比超过一半达52.2%。
调查发现，62.2%接受了投资者教育的受访者，投资年化收益率都有较大幅度提升。同时，对交易软件的自主使用能力也提高了，8成以上会考虑“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并且平均换手频率在5天以下的投资者占比大幅下降，从23.5%下降至11.9%，投资更为理性。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投资者对金融机构开展的投教活动认可度却很低（仅为24.5%），对金融机构的投教有效性评价也是最低的。
近期，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做了一份课题研究，题为《我国证券投资者教育的效率分析与制度建构》，广东省证券期货业协会以及广发证券、广州证券、广发期货等参与配合了这项课题。
据了解，该课题分别设计了《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资者部分）》和《投资者教育情况调查（投教工作者部分）》两份问卷，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首次从供需双方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教育问题。
问卷调查采用在线访问方式，共收回问卷12043份（个人投资者问卷5895份、投教工作者问卷6148份）。依照统计学标准以及调查问卷误差控制与问卷筛选机制，最终确认有效问卷10939份，其中，个人投资者问卷5437份，投教工作者问卷5502份，有效率为92.23%和89.49%。根据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投资者教育规模最大的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我国投资者的投资年限较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投资年限低于5年，其中1-3年的占比最高（24.20%），这与目前我国投资者中青年化的情况相契合。在金融素养方面，受访者的基本金融素养平均分为76.30，80分及以上占比为67.1%，表明我国投资者的基础金融知识掌握较好。但专业金融素养平均分仅为48.78，60分以下占比达52.2%，表明我国投资者的专业金融素养不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该课题研究认为，投资者教育至少有三大效果：一是确能有效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技能；二是提高维权意识；三是短期交易行为减少，投资更为理性。
调查数据表明，62.2%的受访者表示，投资者教育对于提高受教育者的投资收益具有积极作用，其中，15.2%的受访者在接受投教后投资收益有较大幅度提升（年化收益率增长超过10%），47.0%的受访者表示投资收益有小幅增加（年化收益率有增长但不超过10%）。
同时，投资者教育的效果还表现在其他几个方面：
（1）提升投资者的信息查询、技术分析等投资技能，其中提升最明显的是对交易软件的自主使用（占比达74%）；
（2）提升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接受投资者教育后，“一般不阅读相关协议”的投资者比例从21.3%下降至8.4%，“逐条认真阅读相关协议文书”的投资者比例从18.5%上升到39.1%，这从一个维度反映出投资者维权意识显著提升。同时，投资者对自身和各机构的权利义务、维权途径等也更加清晰（均提升20%以上）。
（3）提升投资者的理性程度。接受教育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对“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84.7%）、“标的产品基本面”（77.0%）等方面的考虑增加了，且平均换手频率为5天及以下的投资者占比大幅下降，从之前的23.5%下降至11.9%，表明投资者教育会明显的减少投资者的短期交易行为，促进投资者的行为理性。
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一个矛盾点在于，金融机构组织的投资者教育活动的参与率最高，但认可度却很低（仅为24.5%），投资者对金融机构作为投教主体的有效性评价在各主体中也是最低的。
事实上，我国投资者接受金融教育的时点晚，基础金融教育不足，金融素养的早期培养严重欠缺。调查显示，初中（含）以前接受过金融教育的投资者仅占2.7%，大多投资者获取金融知识主要靠大学期间的金融课程学习（50.8%）和自学（37.9%）。
在投教资源利用方面，投资者对各类机构开展的投教活动的参与度均较低，“一行两会”的参与率只有19.7%，证券（基金）业协会的参与率为25.2%，参与度最高的是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投教活动，其比率也仅有41.6%。
此外，投资者普遍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接受金融教育，实体投资者教育基地的接触率不到50%。
“目前我国投教工作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调查显示，我国的投教资源主要是由金融监管机构、会员单位和行业组织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分别投放。其中，投资者对于各金融机构开展的投资者教育的参与率为最高，“参与过”或“知道”金融机构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动的受访者比例很高（分别为41.6％和49.3％）。
但是令人关注的数据是，投资者对金融机构开展投教活动的认可度却很低（仅为24.5%），投资者对金融机构作为投教主体的有效性评价在各主体中也是最低的（仅为76.5%）。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具有市场利益的金融机构作为投教工作主体的公信力不足。此外，这也可能与金融机构过度承担了投资者教育工作的责任，而其余主体的投教资源投放不足，投资者教育的供给与需求存在明显错位相关。
金融机构开展投教活动与其业务目标是否存在冲突？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均认为或多或少地存在冲突，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认为完全不存在冲突，且有23%的投教工作者认为金融机构开展投资者教育其实并没有内在动力。在具体的“冲突点”上，认为投资者教育“促使投资者减少短线操作，导致其交易量和佣金下降”的冲突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制约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效率提升的内在因素之一。
课题组认为，投资者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协调各方力量，最终做到以系统性投资者教育体系的建立来推进投资者教育的拓展和深化。
调查结果显示，构建系统性投资者教育体系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加强基础金融教育的投入，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培养国民的金融素养，扩大金融知识的普及范围，从而促进投资者素质的整体提升，这是提高投资者教育整体效率的治本之道。
（2）建立行业标准与合理的激励制度，解决金融机构参与投教的内在动力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金融机构具有与投资者直接接触的优势，是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平台，调动其开展投教工作的积极性是提升我国投教工作效果的重要环节。
（3）鼓励财经媒体为主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投资者教育，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资源开展投资者教育服务创新，第三方机构作为系统性投资者教育体系的辅助，能有效提高投资者教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可促进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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