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万达官网，万达集团近期发布内部公告称，经集团审计中心查实，原商管集团总裁助理兼华南运营中心总经理王焱斌、原武汉区域招商营运副总密丽娜、原黄冈万达广场总经理付斌、原孝感万达广场招商营运副总张新亮严重违反集团制度，向商户、供方及员工索贿，金额巨大，已涉嫌犯罪。经集团董事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万达与上述4人均已解除劳动关系，并移交司法。
据悉，上述腐败案主要表现为涉案人员操纵投标、入股多家出租商户，以及收受中标单位的贿赂等。案件涉及金额总数近亿元，与董事长“一个小目标”的数值相当。
而根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今年8月，国内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近10家互联网公司已累计爆出100余起反腐案件。
作为“明星”企业，万达此番重拳治理公司内部员工腐败行为，无疑让外界对民企的反腐行动更加关注。其实，近年来，民企特别是民企巨头已经先后对公司内部腐败行为“亮剑”，民企反腐可谓一直在路上。
券商中国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发现，民企巨头内部反腐案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就不下十例，比如：
除这些巨头以外，其他民营企业也都对腐败行为表示“零容忍”。比如滴滴在2019年上半年就查处30余起内部违规事件，有10人因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被移送司法。而根据公开报告统计，截至今年8月，国内就已有近10家互联网公司爆出100余起反腐案件，案件数量和涉事人数相较2015年均超出10倍以上。
面对不容乐观的员工涉腐形势，很多民企都在探索、积累相关处置办法和经验。其中，最为外界所熟知的还是来自巨头公司的所谓“大佬手腕”。
除单打独斗之外，民企之间还逐渐达成了携手反腐的模式。2017年2月，由京东倡议并联合腾讯、百度、联想、美的、小米、唯品会、李宁、永辉超市等公司成立了“阳光诚信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共同打击腐败、欺诈、假冒伪劣、信息安全犯罪，提升联盟企业的反腐能力。
反腐的手腕是有了，但涉腐局面依然严峻，这也意味着民企反腐，在人治之外，还是离不开法治。
以前提到企业反腐，人们往往会想到国企，而忽略了民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企腐败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企业私事”，与公共利益无关。
但随着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企数量也日渐增多，直接带动80%左右的城镇就业。而一些民企规模也越来越大,与社会公众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比如某民企是上市公司，若其内部存在腐败问题，最终损害的将是广大股东的利益。业内人士认为，民企与公共利益可谓错综关联，民企反腐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加强。
从近年来公开的案件看，民企内部人员涉及的腐败犯罪包括10余个罪名，而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则有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而犯罪的领域已由原来相对集中的工程建设、医疗器械采购等，显著向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延伸。
有法律人士认为，造成这些主要犯罪的一些原因是，在某些领域官商勾结链条未能切断，“有权力就有寻租的空间。”
其他犯罪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则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或者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等所导致。在民企发展过程中，刚开始往往缺少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加以约束，但如果这方面的漏洞一直没能跟随企业的发展而得到填补，难免给贪腐人员可乘之机。
民企反腐确实契合国家反腐大势，对公众公司而言更是关乎公众利益，因此反腐不仅要持续，未来如何迎来新局面，也值得关注。
从人员组织结构上看，许多民企高管都是由家人亲戚或是从创业开始就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朋友组成的，当腐败问题在这些人中间产生时，相信不少企业决策者很难下得了手去处理，就算能下得去手也会担心背负巨大的舆论和道德压力。因此，换句话来说，民企反腐必须在公共制度上发力。
专业人士建议，民企反腐可从完善内部控制和加强外部治理双管齐下。“内部治理上，可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用职业经理人代替家族管理。从流程设计入手，减少腐败现象发生，同时强化技术防范，让腐败无机可乘。当然，还可以配备廉政机构组织，与司法部门合作，开展常规性反腐活动，起到震慑作用；外部治理上，应建立健全民企内部防腐的制度法规，包括明确民营经济相关保护条款，实行同罪同罚，尽量将民营经济纳入相关犯罪条款的主体范畴等。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帮助民企建立起合理的反腐机制。”
不过，在国家法律层面，民企反腐的相关立法目前还相对滞后，尚难与国家的反腐机制形成联动。
一旦实现完善的法制建设基础，民企反腐在司法力量积极介入的情况下，必将迎来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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