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从这次疫情看，当大家都聚焦在城市人如何在前线抗疫情的时候，别忘记了，中国乡村和农民在疫情的大后方默默地做着贡献。

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目前中国有2.9亿农民工。据报道，中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近1.7亿农民工返乡，大约80%都回家过年了。在这次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农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样两个封，有两个方面的是不一样的。

一是农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其与城市相比，自足程度很高。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农村，一半人在城市。但自从疫情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不关心农村，而是农村能够自我完成这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对疫情的贡献之一。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武汉离开的这500万人，绝大多数为春运开始后各种务工人员和学生。到底流出的500万人有多少的是农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既然大部分是务工农民，至少50%以上是农民。

从安徽省疾控中心在1月25日召开发布会公布的数据看，安徽的疫情呈现出“一快三高”的特点，即确诊病例增长快、农村占比高、中老年占比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民工占比高。

具体数据显示，按现住址分类，农村病例48例，占到总数的80%。这个数据也说明除了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外，回流的主要是农民。但是从后期数据看，进行二次感染最严重的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虽然农民工首次感染率高，但农民工回到乡村之后，乡村特有的小规模、低流动社会的特性，是一种天然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机制和空间。假定，如果没有乡村能够吸纳约一半以上从武汉流出的人，这些人都在城市，中国疫情感染可能比目前要高得多。

由于目前缺乏这样的数据和研究 ，我们做一个最低的假定，从农村的特性看，农村的疫情传播率比城市低一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为这次疫情无形中的贡献率是50%以上。

其实中国农村和农民对疫情的贡献，并不只是这些。他们不是仅仅呆在家里，同时他们也承担着满足城市蔬菜等食品的服务。因疫情各地先后封城之后，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封的，这就是满足城市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和粮食。而满足这种正常供应的主体和主渠道是农村和农民。特别是满足城市居民蔬菜的供应，从种植到收获、再到运输环节，销售。都是由农民为主完成的。

令我们值得反思的是，疫情以来媒体报道宣传中，有关农民和农民如何抗疫情的信息很少，更多是城市和工厂如何在抗疫情报道。其实在疫情期间许多开动的生产满足疫情用品的工人，大部分是没有回家的农民工。所以，抗疫情，我们在感谢党和国家、感谢医护人员和解放军的同时，不要忘记，感谢我们的农村农民。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农村对这次疫情贡献，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中国乡村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乡村价值越是在中国出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这个功能就越凸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长寿民族，其重要秘密是乡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到来自北部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侵扰。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后，中国民族能够劫后重生的原因，来自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乡村。乡村不仅成为这个民族的避难所，而且也是为这个民族保留文明种子的种子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城市做官经商的人，回到偏僻的乡村避难，乡村不仅为这个民族的延续保留了财富，保留了人才，也保留了文化的种子。一旦回家重新回归稳定和安全，这些乡下的文人、官人、士人会再度出山，让文明火种再度复兴。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一次一次被毁灭，但只有中国乡村存在，就可以劫后再生。

历史以血的代价证明，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乡村和城市均衡发展的形态。西方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之所以成为断代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是单一城市形态文明。公元5世纪，日耳曼民族把古罗马城毁灭之后，这个文明就中断了。

但是，21世纪来，我们在追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定位于学习西方城市化，城市化率越高越好。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中国乡村千年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在许多主流学者和官员憧憬的现代化中，没有给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留下应有的位置，他们心中的现代化是一个单一城市的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的价值。特别是十九大之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界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乡村价值的认识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精力仍然在大力发展城市的一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的造大城市之风仍然未能停止。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在今天社会价值体系中，严重处在弱势。长期以来形成的褒扬城市、贬低乡村的舆论，形成了一种全体潜在意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我们对农民要求多，抱怨多、感谢少。

也许有人会反驳，中国乡村在古代社会应有的价值已经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只需要城市，因为西方就是这样。其实中国乡村所具有的保障中华民族安全的价值仍然存在，丝毫没有改变。

今天令我们自豪、建设起来的繁花似锦的城市，不是单纯的城市市民建起来，我们不能忘记背后为这个城市建设贡献的2.9亿的农民工。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我们不能忘记，乡村和农民工对中国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意味着，20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是用零成本解决了农民工失业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当年拿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没有乡村这个化解风险的蓄水池，2000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我们首选的不是刺激经济，而是要解决失业问题。但是对于农民工在中国化解2008年金融危机的贡献，很少有经济类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把这一切看成是应该的。

其实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是 ，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但是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来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疫情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

一是要从中华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建议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我们要走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的思维定势。中国城市化目标定位，不是什么新型不新型的问题，而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城市化率多高为好，不能简单以美国和西方标准来衡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保证中国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城市一端发展速度低，而是过猛的城市发展，导致了乡村发展的萧条。乡村一端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十九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

围绕解决目前中国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问题，我们急需梳理21世纪以来，形成将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要真正出台鼓励各种资源向乡村回流的政策。急需调整各地把城市化率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遏制人造大城市的之风。

从乡村所承担的中国文明安全的功能看，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的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乡村振兴系统建设的思路上来。

目前各地对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缺乏系统思维，缺乏对乡村振兴本质的真正理解。而是按照单一思维，多年来形成的搞GDP的思维，聚焦在单一的乡村产业发展上。乡村产业发展固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目标。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是要让濒临死亡、病入膏肓、陷入凋零的乡村慢慢康复，使乡村文明整体复兴。

今天乡村衰微、病重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物质供应饿出来的病，而是精神与文化层面的病。乡村作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对他不孝。缺乏孝道滋养的乡村母亲，是当今中国乡村最大的病。所以落实中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最需要是我们对于病重中母亲，我们要用心来孝敬他，我们需要怀着忏悔和感恩的心来对待乡村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振兴需要是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提出五个方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是有逻辑关系的，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是：乡土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灵魂。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复兴自信之根，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

乡土文化复兴是第一位。其次，乡村治理是前提。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不是单纯乡村GDP的振兴。所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源。

第三个方面是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以上这三件事做好了，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做好这三件事背景下的乡村产业的发展，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内生于文化与自然资本的绿色产业、可持续产业、同体富裕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而是整个乡村文明的复活，这样的乡村发展，最终带来的是乡村全面的小康，是幸福生命的提升的高质量小康乡村。

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其背后都隐藏的一个逻辑，如果让城市资本下乡，为资本下乡创造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要警惕和担忧的问题。从目前各地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如何让乡村土地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进行。我从来不反对乡村发展需要资本，也不反对乡村土地资源需要盘活。但同时我也认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不是资本，乡村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不是土地资源盘活。这些问题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是必须在一系约束列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各地所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担忧的问题。

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在今天观念中，认为乡村是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地方。但今天我们从祖先留下的十几万个的古村落来看，中国古代的乡村过着一种自足的生活，不是落后封闭的生活。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就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

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但由于有告老还乡的制度的作用，在城市做官和经商，到老年之后都要回到乡村。他们回到乡村的时候，就把在城市挣的财富、得到的人生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带回乡村。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所以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回乡后，你必须修路、修桥做公益事业，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得到父老乡亲的接纳。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让他们必须选择做一个乡贤，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很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回乡乡贤不仅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解决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了一流的教育资源。告老还乡的文人在乡村办教育、办学院，使偏僻的乡村孩子享受一流的教育资源。在今天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回乡的乡贤，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由此留下来的乡村建筑成为可以和故宫相比美的艺术品，特别是在乡村留下的祠堂和古宅、神庙、戏院、门楼等公共建筑更是如此。但今天我们建设的乡村，成为了城市的翻版，成为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乡村。

但在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这种制度并不看好。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

我们必须肯定，在两元独立哲学的作用下，西方城市化之路，是城乡两元对立之路。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古罗马文明灭亡就是他们搞单级城市化的结果。今天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的危机的深层根源。满足于资本需要和经济增长需要的单级城市文明发展之路，人造的超级城市，成为资本冒险的乐园，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度浪费的生活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不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也是造成城市精神文化、道德沦丧的原因。

为了满足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缺水的问题，所进行的庞大调水工程，再度造成了对自然干扰。然而一系列城市病，带来的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带病发展。而最近几年，在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表示城市病已经很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

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我们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我们要全部实现城市化，需要4倍于美国的城市人口，需要造出更大体量的城市。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能够承受的了吗？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反思不够，各地政府仍然在雄心勃勃地搞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把农村资源往城市集中。

目前正在进行的乡村的各种土地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思路，孤立地看，好像都是为了农村的发展，其实背后的大逻辑，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所缺少的土地资源。

疫情使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城市化之路如何走。乡村振兴不是为城市化服务，而是要探索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均衡发展之路。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有必要借鉴中国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博士、教授、企业家到乡村去养老，回馈家乡当乡贤。80年代到90年代，乡村发展需要的能人。因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是经济发展。但21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振兴发展，需要的是一个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

疫情过后，乡村将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2020年这个春节注定成为我们这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很相信一句话，所有没有打败我们的，必将让我们更强大，这次也一样。疫情对我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危中有机，有句老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经此一“疫”，三农领域也必将引起新的变革，出现一些新的机会。相信乡村在抗击疫情的“硬核”，将会延续在疫情结束以后的生产生活之中。

     一，人们更加关注“粮食和蔬菜”。

    二，乡村的缓冲价值凸显，共享农庄、共享菜园将迎来机遇。

     三，全民创作时代，新媒体彻底渗透。

      四、也会有一批具有田园情怀和乡土情结的人会去乡下租一块地，造一处私家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