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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今年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通过货币政策“放水”以应对，但似乎未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应对危机时的货币“放水”，是否成为了“灵丹妙药”？
对此，楼继伟表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不断地“放水”，反映为金融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反映为一般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而“没有多少钱能够进入金融市场的这些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他们没有多少钱去买东西，所以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连在了一起。
楼继伟指出，如果疫苗明年能够普遍的研发成功，并且广泛接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退出，财政政策也将逐渐减少力度。这种情况下，应思考政策如何退出的问题。我国现在是债务的积累期，对应着经济的衰退期，过去是债务积累期对应经济的繁荣期。“货币政策如果退出不当，就会触发一些风险，特别是资产价格已经过高的时候，政策如何退坡是个大问题。”
楼继伟表示，大规模发行货币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反而支持了发债，企业也发债，国家财政也大幅度发债，就出现了所谓赤字货币化问题。赤字货币化是一个常态，也没有害处，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对于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这种理解上的赤字货币化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是违法的。”楼继伟说。
在投资方面，楼继伟建议，发达国家要增加对东亚的配置，中国要增加对东亚的配置。东亚是受此次疫情冲击下表现最好的地区，中国今年是大国中唯一的经济正增长，或将使东亚今年能摆脱经济负增长。美国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时候会造成全球的外溢性，而东亚地区受到的外溢性冲击将较小，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都吸取了教训，在自由开放方面较谨慎。
楼继伟还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肯定是发展方向。我国今年货物贸易顺差全世界最大，各国有需求但生产受疫情影响而停滞，中国恢复最快所以大量进出口，但是以人民币来结算的贸易占比太小。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将是贸易方面结算的国际化，对此必须要在外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现在主要是在香港发展。此外，中国的银行也应该走出去，在外面建立子行和分行，多做人民币业务，能够首先支持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和对外的贸易项下的使用，这是国际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瑞·达利欧在论坛上指出，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有三大变局：
第一，现在是零利率时代。很多国家大量举债，为了举债央行就不停地去印钞发行货币来举债，从而改变了金钱的价值，改变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二，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带来了价值鸿沟，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分歧。
第三，就是中国的崛起。
在瑞·达利欧看来，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开放，而世界对中国的投资还是相当不足，国际资金过分投资在了美国，而中国许多市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2020年在历史上将会被铭记为一个转变之年，从这一年开始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开始被确立。
“一言以蔽之，增长仍然是稀缺的，产业安全是重要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郭向军表示，随着疫苗的有效性得到确认，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展现出了新冠疫情逐步退去后的疤痕效应。对这些影响的深刻认识、把握，是我们分析未来投资机会的起点。
郭向军认为，疫情显著加快了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进程，凸显了医疗卫生、科技与数字化的重要投资价值。疫情期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疫情防控、资源调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和不同场景的需要爆发性增长，电子商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等成为经济的新亮点。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依然是长期趋势，值得我们长期布局。
郭向军预计，在低利率、零利率的水平环境下，股债等大类资产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全球发达经济持续零利率政策造成了资产折现率的下降，让股指的估值水平得到了提升，利率水平在几乎低无可低的情况下，股票相对于债券仍然有吸引力。同时，疫苗的迅速研发和问世是重大利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全球经济的复苏预计会延续着我国的经济复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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