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急剧变化，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的经济调整期。为帮助大家认识当前现状与走势，拨开云雾找到自己在特定环境中的应对方略。
慧财商学院秉承“以道生财，财以养道”的理念，特邀请曾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咨询研究员、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研究员和科教与经济结合促进会秘书长，现任慧财集团公司文化顾问、慧财商学院名誉院长、儒家精义读书会会长的宋一霖老师运用儒家大道思想，解读2015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现状、热点和趋势。
【慧财商学院】
《2015年经济运行现状、热点、趋势》报告（宋一霖老师）
2015年经济运行之趋势
2015年以来，由于经济运行的下滑、严峻、复杂态势，政府主导推出一系列日益加码的政策措施，总的经济趋势已经大体可以研判：2015年经济增长7%的目标可以实现，经济继续下行探底的中长期趋势不会改变，失调失衡的经济结构难以根本改善，长期形成的各种复杂交织的问题将酿成严重的挑战和风险。
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消费难以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仍需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据测算，2015年达到7%的经济增长目标，约要投资大约近60万亿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并不缺钱而拥有雄厚的财力和足够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政府控制的大型商行本外币资产总额达71万亿，加上政府参股的股份制商行资产31.4万亿，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共达172.3万亿元，仅替财政部持股的中央汇金公司至2013年6月底，参股控股机构资产总额已达72.4万亿元，约占全国金融业资产规模的的近一半；4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而至2014年12月末央企资产53.7万亿元[若加上地方国企则国企资产共为102.1万亿（不含国有金融）]；以及享有土地、矿山、国企产权等可变现的国有资源；和制订有利于推高经济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直至印钞的足够手段，等等。中央政府拥有如此雄厚的经济财力，又享有如此充分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要集中力量办一些经济大事，要达到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统计显示，受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四座大山的重压，中国居民的储藏极高畸高，国内储蓄价值达19.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银行充斥现金，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充足且不再受到存贷比限制。
又据统计，中国的超富人群（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共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预计到2015年可以达到77.2万亿。在PPP吸引特别是股票市场上涨诱惑下，这部分人群的资产将用于投资而为经济增长助力。
即便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由于中央财政部安排的达3万亿元的三批2015年地方债务置换举措，旧债不用归还而推延至后，又可以举借新债完成在建项目和新开项目，那怕地方政府财政乏力、PPP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困难，地方项目仍可给力开工，地区GDP平均下来也上“7”。况且，中央政府的督查审计强度超乎寻常。
因此我们说，尽快存在诸多困难，但基于中央政府财力雄厚，政策工具充足，银行可资放贷的储蓄存款高企，超富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投资入市，地方政府继续大上项目的“给力”，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经济目标可以实现。在一系列强力维稳增长措施的拉动下，5月份的若干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开始企稳并微弱复苏，这一势头在6月份以至三季度、四季度将继续延续，从而使今年保“7”的目标得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
按照经济增长的公认结构模式，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收入增加、民富国强的条件，国内消费体现国民需求的有支付能力的满足和国民福祉的实现，出口满足外国居民的需求而换取本国所需的外汇以利国计民生。通过投资、外贸满足国民的需求和国家实力的强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投资、外贸是手段，国民需求才是目的（国强只是满足国民的安全需求而已）。
可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GDP至上甚至唯一的发展目标，投资一支独大，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恶果，至今这一增长模式仍在惯性延续和加速运行。
从出口动力看，由于世界经济的疲弱，各国注重本国产品的生产（如美国等的“制造业回归”），外需订单减少，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竞争力等，中国的出口大幅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严重减弱。
从消费上看，由于受GDP增长目标至上甚至唯一的导向，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平而至贫富悬殊，使平民百姓无力消费，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的“亚力山大”困扰使平民百姓不敢消费，只能将有限的资金存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怕存钱从长期看明显胜不过通货膨胀而必然贬值。消费，基本能维持在现有比例上已属不错了，谈不上国民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经济主要拉力体现。
从强国需求上看，强国是为了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环境中增强国力而保障国民安全和国民福祉。而长期延续至今尤甚的“铁公机”基础设施巨量投资，终端消费的停滞不前比例和当下虚拟经济的吸入效应，致实体经济、制造业疲弱下滑，民营企业度日维艰，“强国梦”缺乏实力支撑。
从投资上看，按照2012—2014年GDP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则投资需增长2.1个百分点的相关关系，中长期投资需每年递增7.35万亿元以上。加上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巨额债务，靠政府财力和社会资本动员都是难以支撑的，而内外市场的不景气也将使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终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难以持续。稍有理性和责任感的执政者，都不会期望、可能在不断增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铁公机”为标志的基础设施投资上不断加码的走下去。
因此我们可以预判，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构成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调整改善的条件下，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下行，直到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投资不可承受、投资效益递减至不可持续的底线而被迫大幅回调投资、消费、出口结构到大体平衡状态，从而不再下行而保持合理水平，走上一段难免的滞胀道路，显示出“L”型的经济运行轨迹。
近些年来，互联网+在中国迅猛扩展：淘宝、天猫、京东等领头的电子商务，支付宝、网贷、微信钱包、众筹融资等为代表的电子金融，优步、滴滴、快滴等兴起的移动打车平台，等等，正在向传统商贸、传统金融、传统“打的”等领域催生出一些新业态，其主要特征是消除销售、信息等的传统中介服务，推动网上店铺、生产厂家、服务提供者直接与消费者对接、互动，提高商贸的便利化、低成本、反馈链，其效益堪称为互联网革命，因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正在引发一场商业、工作、生活方式的大变革。
同时，德国的工业4.0和美国的“新硬件时代”已经来临，工业4.0的核心是智能制造，联结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和通信模块，把设备、原材料、产品、软件联系在一起，产品和设备能够互联、互通和交换指令。未来工厂将自动优化并控制生产过程，并进一步实现工厂、消费者、产品、信息的互联，最终实现万物互联，重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美国“新硬件时代”，也不再局限于计算机、互联网的硬件，而推出诸如可穿戴设备、无人驾驶汽车和飞行器、3D打印机等前所未见的人造新事物，实现从“软”到“硬”的跨越。
美德在推进新的工业革命，东南亚等国家的劳动力低成本，陷传统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于“掐头去尾”的窘迫境地。不能实现新的工业变革，中国将被新的时代淘汰，落入“大而不强”的可悲下场。
中国的企业感受到了这种竞争压力，中国政府明白了这场变革寓义，以《中国制造2025》为标志的上下投入工业4.0取向和“新硬件时代”的起动已经开始，它将毫无疑问地改造中国的传统工业结构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集约化、优质化的方向演变。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产业技术等方面，中国相对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尚存较大差矩。毕竟新技术革命是建立在工业产业基础上的，高端设备、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还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不能自主研发，弱化政府的经济操控职能，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国企垄断地位等制约技术创新动力的体制弊端，经济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等等，这一系列继济体制改革的难题尚需相当时日破解而阻力极大；德国工业4.0的智能制造产品70%销往世界各国，占有稳定的市场地位，而中国产品的市场销路堪忧，企业热衷于低价促销导致了自相残杀的恶性竞争；中国企业的复制、模仿、短视、浮躁成风，知识产权缺乏保护，昔日房市今日股市的投机性暴利也会吸纳相当企业不务正业而将研发资金投机盈利，等等。
从种种国际比较和国内现实听情况可以预断，尽快有政府的相关政策推动和部分企业的努力转型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会有所改善，但新产业、新业态在整个工业中的体量不大，通过工业4.0和“新硬件时代”实现中国产业技术的“弯道超车”的宏伟目标却相当时期却未必能够达成。
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少？似乎谁也说不清，有10万亿之说，有16万亿之说还有40万亿之说，似乎越推越暴露出更多债务。这是地方政府为匹配中央政府的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为加快地方发展大举举债的结果。
如果说采用“汉密尔顿方案”偿债，即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全面偿付地方债务，具有雄厚财力的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做到。但中央政府并不愿意这样做，而希望由地方政府和市场解决债务问题。
首先，地方经济不景气，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只能按要求将地方债务定向置换给银行，借新债还旧债，借更新的债完成层层下达的稳增长、上项目的任务。在新旧任务和新旧债务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高企难以缓解，能保住旧债不再增加已不可能，债务还将继续扩大，因为地方政府承担了建设发展的重任。
其次，政府寄希望于资产证券化，即把地方政府债务的抵押资产证券化，由证券市场来消解地方债务。但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将优质资产证券化，市场也缺乏购买劣质资产抵押的地方债的积极性和相关的专业机构以及风险购买主体。据估算，目前全国可有达90万亿的地方债务证券化资产，但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手段把地方债务推向市场前景并不乐观。
在社会债务方面，一是国企的利润节节下降而负债总额节节攀升，产能过剩致企业生产越多则亏损越多，怎么偿债？即便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缓解国企债务，民间资本入股国企（特别是亏损劣质企业）的意愿也不会高。二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借贷占了银行借贷的大头，房地产市场（除了特大城市至多加上一些一线城市）低迷下滑也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难以偿还，为避免房地产商因资金链断裂而完全丧失偿债能力，银行不得不在旧债未了、偿债前景不妙的情况下听令继续放贷。在这种情况下，占了社会负债大头的国企、房企旧债难还而新债又生，谈何社会债务的偿付？
而在股市疯狂上涨的态势下，营业收入和利润严重下滑的央企，也将按照国姿委的要求，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度，利用股市注入资本，实现央企的外延式扩张，而7万亿的资产有待证券化。短期看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央企解困，中长期则未必见效，因为一个企业的价值和生命力终究会取决于企业的内涵优化。
可见，地方政府债务和社会债务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加重，债务危机的风险并非然言耸听而在日益迫近，除非中央政府承担行政偿债之责，或者开动印钞机稀释巨额沉重的债务。
从6月底起，最高决策层似乎开始关注债权市场，说直白点就是让昔日股民成今日债民，通过债券市场直接缓解地方政府、央企和国企的沉重债务。
在经济下行，财政短缺的环境中，仅仅依靠中央更不用说地方政府财力难以为为千上万的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实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重大项目的融资模式应势而生。
从理论上看，政府出让部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专营垄断权给予企业，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建设，从而加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既有助于GDP的大幅提升，也可以加快社会大众公共需求的满足。但是，若于实际困难却会制约PPP模式的推广：
首先，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支配权，PPP的实质是政府和企业、社会力量的平等合作，政商以契约明确政商双方的投资责任、权利、利益关系。这种平等合作、契约规范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难以做到的，这会对企业参与政府合作项目PPP影响极大。
其次，由于中国的制度化、法制化还有待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提高，“人治”还在相当程度和相当范围存在，因而政策缺乏稳定性，前面的政策后面变、前任的政策后任变、前届的政策后届变的现象并不少见，企业投资这类长线项目而不能不担心政策的变化，而行为更趋于自主和“短平快”，这亦会制约社会企业参与PPP。
第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其中占相当比重的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薄，资金回收慢，不仅会使中小企业望而生畏，即使大企业投资PPP也会慎之又慎，PPP投资项目的性质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更何况是经济下行、效益不高的环境中。
第四、如果说号称“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经营收入、利润等经济效益都下滑困难的话，民营企业可以说度日维艰了。在短期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要企业投资长期发展的项目，似乎不够现实。
因此，尽管政府出资引导并政策优惠，除了少数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国企和实力雄厚的大型民企，几乎覆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一带一路”等广阔领域PPP合作的实际推进，虽说加上推出时间延长会以目前的1/8或13%有年上升，但幅度应不会太大，“三七开”？“四六”开？反正，大批依靠PPP模式的重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项目将无以落地。
“一带一路”及其扩大的“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高层推出的新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新战略，它依托的沿线国家、亚洲腹地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存在世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贸易需求，对中国的国际装备、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也可能利于相关落后国家的发展。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效益共在的经济社会规律仍将考验这一战略的实施与实效：
首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了解十分缺乏：“一带一路”涵盖众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情况各有不同，而中国的“智库”对沿线国家只有太多的宏观诠释，国别研究薄弱，具体的对路的有针对性的投资可行性研究几乎没有。在一个对自己来说陌生的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经营，其风险无异于“盲人摸象”、“浑水摸鱼”而难以掌控。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种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差异极大：能否在国家层面处理好情况各异的国家的关系，在国际法和所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能否在国家情况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好中国企业与所在国国家、地区、国民的关系，妥善化解难免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尚是一个未知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黄亚生说：“中国的企业在国外搞基础建设是非常难的，因为国外是要考虑社会影响和当地人利益的，即使你说当地人短视，但它的制度决定了它的低效。”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的高腐败风险和高政治风险：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4CPI（腐败感知指数）可以发现，“一带一路”相关41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35，比总共175国的平均得分43分低18.6%，这说明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更为严峻，其中中亚五国绝对垫底，而41个样本国中的22个国家的CPI低于中国，占53.7%，即是说沿线国家半数以上的腐败程度超过中国；又据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含政府稳定、社会环境、内部矛盾、外部矛盾、宗教关系、种族关系等12个指标，3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分级：最低和低6国，中等11国，高和最高17国，即政治风险高和最高的国家占半数。可见，在这样一些腐败程度高、政治风险大的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风险绝对不可低估，以免重蹈一些中国企业承包的先“钓鱼招商”、后“关门打狗”的覆辙。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堪忧和非盈利性：按照资本市场的利率，修建亚洲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的诸多项目带来的利润，不足以支付修建它们的成本，沿线不发达的经济也缺乏足够的资本去生产需要运输的产品，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益不仅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利润薄，资本回收的效益也值得怀疑。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亚投行也是一种同样类型的公共品，致力于推动亚洲各国的发展，不以盈利为目标。看来私人部门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投入亚洲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财力雄厚的中国政府为主导的政府间合作才能帮助欠发达国家补足亚洲各国基建资金的缺口？2014年，中国的海外净资产达两万亿美元，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这一反差值得反思。
第五、“一带一路”、“走出去”需要相应的精神文化支撑，而中国与沿线国家相关国家缺乏沟通、共识：“一带一路”、“走出去”沿线国家、相关国家国民大体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小乘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历史宗教，渊源久长，深入人心，而中国信仰缺失，国际间的宗教文化往来尚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敏感禁区。如果缺乏必要的宗教文化往来、交流、沟通对话和起码的共识，由不同意念决定的不同行为势必导致彼此疑虑不信任，从而造成重重矛盾和种种冲突。这不仅不能形成“一带一路”、“走出去”的精神文化支撑，反而会滋长“一带一路”、“走出去”支撑，反而会滋长“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精神文化壁垒。
总之，在看到“一带一路”、“走出去”、“亚投行”战略可能带来的机遇、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存在的挑战、风险，在可能出现的赴亚洲以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热潮中保持一份清醒。至于从政治、外交角度解读“一带一路”、“走出去”、“亚投行”的利弊长短，就超过本文的范围了，在此不必赘述。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的定位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业的优惠扶植政策，各类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兴起，全国几乎形成了一股“创业潮”，这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就业人数的增加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股来势猛烈的“创业运动”受到诸多阻滞，其成功的效应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国有垄断的自然、经济、金融、政策等资源挤压了社会大众的创业资源，创业所需资本、优惠政策的落实等仍旧困难重重。
第二，国内外市场的疲弱致创业的市场效益面临严峻挑战：当前，世界经济除美国等稳定复苏之外，欧盟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低迷而外需不旺，国内市场因各行各业产能过剩普遍不景气，消费和新消费市场尚待时时提升，创业的效益最终要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市场低迷而恶性竞争盛行，创业成功的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使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东北、中西部的创业积极性大不一样：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先行，经济基础条件好，结构调整领先，创业的积极性较高；东北，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困难较大，产业结构老化，相当人群尚处在维持温饱奔小康的滞后状态，创业的资源和市场效益更为缺乏。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即能够就业仍是人们的现实选择。
第四，创业者自身存在的短板，会使相当创业者游进“红海”。据统计，美国硅谷的创业成功率为10%，中国的创业成功率约为1%——2%，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创业者所需要的资本、经验、团队、资源、专业、技术、市场等等常常需要逐年积累而形成，而在创业运动和创业热潮裹胁而入的相当创业者特别是年轻创业者蜂涌而入，缺乏创业的基本条件而为创业而创业，成功的几率更会下降。
因此，尽管政府的创业号召和创业扶植推动中国出现了一波新的创业浪潮，但其成功几率和市场效益尚面临不确定性的考验。
2015年牛市延续和“由牛转熊“的终局不可避免在政府强力推动、各路资金蜂涌而入，亿万股民顺“势“追随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的股票市场一反经济下行的走势和实业低迷的基本面，一路高歌猛进，曾创出了一波令老股民惊叹不已而新股民兴奋不止的”疯牛“行情，越来越多的人群再也坐不住了，不入市似乎成了即将重陷贫穷的保守者的“魔咒”。至今年六月第一个交易周：A股证券资金帐户净转入9078亿元，创历史新高。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余额截至6月5日已达3.85万亿元，同样创出历史新高，这意味股票市场中有近4万亿元资金随时可以买入股票。近期，股市行情转头向下，同亲令人震撼不已。
怎么认识这波牛市行情？它的发展演变趋势将如何？引起了各方人士直至股民大众的高度关注。
通观经济股市的基本状态，这波股市行情是政策、货币、投机、市场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波股市行情是一种政策现象：政府为化解债务偿付风险，需要营造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据统计，地方政府债务资产证券化将会有90万亿元证券化产品，2014年末国有企业债务达总资产的65%，为66.4万亿元，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可抵押资产证券额达4万亿元且在不断上升，单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银行债务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就可以达到170万亿元，比起印钞稀释国家债务，通过资产证券化向市场转移的风险更小而更可行：据悉，至2015年5月，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股份的近1000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0.19万亿，比2014年增长1倍以上；除了偿还旧债，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和完成若干重大项目也需要巨额融资，如PPP主体公司可上市融资、城镇化基金和其他建设基金、各类项目融资等，无不把目光投向股市；于是，“两融”、“新三板”、注册制、资产证券化、释放流动性等政策纷纷出台，营造了一个上行股市的政策环境。
第二，这波股市行情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发行与GDP相匹配的正常情况下，“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在货币发行与GDP远不匹配而超发的情况下，“股市是资金的晴雨表”。长期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货币投入理居高不下，至2015年4月底，中国的M2高达128万亿元，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国的1.5倍。中国的资本项目是控制的，钱的主体流不出去，若让天量的货币漫流则会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社会不安定，必须有资金池装起来。过去的“房市资金池”由于房市量价下跌已靠不住，现在即使放松限购限贷也仅对人口高度集中的一线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北上广深）有回暖效应而对二三线更不用说小城市几无影响，于是资金涌进股市，股价也不断上涨，成了新的“股市资金池。”
第三，这波股市行情是一种投机现象：在政府资金、平台资金、银行资金、企业资金的带动下，各路公私募基金纷纷入市，“配资”、操纵、轮作、对敲、拉升、打压、老鼠仓、欺诈等套利投机行为屡见不鲜，仅从2013年6月底就持有72.4万亿巨资的中央汇金公司资金流出银行股竟然能使银行大盘暴跌的一日行情便可见一般。证监委放松监管无形中造就了投机资本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股市节节上涨，高位套现屡屡可见，投机资本“功不可没”。产业资本和超级富豪并没有错失良机，纷纷投资入市。企业家们没这么傻，宁愿一年到头劳累奔波去搏取平均5%的利润而不来骑上疯牛背。
第四，这波股市行情是一种市场现象：节节上行的“火牛”甚至“疯牛”市激奋人心，令急于致富的普罗大众也坐不住了。虽然政府最有钱，但民间也充斥大量货币，国内储蓄达19.5万亿美元超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超富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预计2015年可达77.2万亿。在缺乏投资盈利渠道的市场环境中，不仅超富人群人市，普通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地把银行存款投入股市，跟风炒股。尽管银行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基准利率的1.3倍扩大到1.5倍，央行也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但仍然抗不住“提款入市”的大潮，人民币存款出现了大面积回落，而流出存款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股市。2007年全民炒股的热潮，似乎在2015年以更猛烈、更亢奋的“疯牛”势头重现。
由此可见，受政府政策的引导、货币超发的流动、投机资金的推动、入市股民的助长等，中国的股市成牛市的趋势大体成立。尽管会出现波动甚至大的波动，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牛市会转化为熊市吗？这波牛市行情会延续多久？答案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确定的是“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一股市本质不会改变，从根本上看只有经济形势向上向好而企业盈利增长红利增加，股市才会持续向上，在经济节节下行、实体经济不断亏损的大走势下，这波牛市行情不会持续不变，这头“牛”不论是“火牛”、“疯牛”或者“慢牛”总会转化为“小熊”、“大熊”、或者“死熊”而行动总会慢一拍的散户股民难免会付出惨重代价。而且，过于疯狂上涨的股市行情疯牛必将被“震荡牛”取代，股市亦会在上下震荡甚至激烈震荡中维持向上的势头，因为过快过大的“疯牛”行情必将吸引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入从而冲击实体经济，这是发动这波“牛市”的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必然采用政策手段和资本运作手段抑制。不确定的是，这波牛市的顶在哪里？何时才会由“牛”转“熊”？在上述政策、货币、投机、市场诸要素的复杂交织作用下，“牛市之顶”和“由牛转熊”的时点是不确定的，不论“股神”巴菲特或“大鳄”索罗斯也测不准，毕竟中国的国情和股情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情和股情太不一样了，差异太大了。
于是，不少明智的股市投资人和股票炒作者采取了“看空做多，分散风险、随波逐流、设置止损、适时进退”的中国股市投资、炒作的应对策略原则。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是国民物质财富和生活福利的改善，使国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得以满足。但是，30多年来GDP增长的唯一和至上目标却扭曲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把满足国民需求手段的GDP增长错位为目的本身，这必然使收入公平分配问题落至被忽视的地步，只要GDP上去了似乎一切问题均可自然化解。因此，GDP增长了，GDP的增长未惠及广大民众，GDP增长的主要成果被极少数人攫取。
国务院发展研究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权力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引自2013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影子里的中国》，吴敬琏：《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在同书《中国可能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一文中也指出：“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即得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利益，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顽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在《扭转增长质量降低势头》（载2015年5月11日出版《财经》第429期）一文中也指出：“证据显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尽管高速度，但并没有伴随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福利的快速提高。…….高速增长不是普惠的，没有促进人民生活水准的普遍切实改善。”
2015年6月，招商银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披露，中国2008—2010、2010—2012、2012—2014、2014—201E5年高净值人群（个人投资资产上千万人民币以上约100万人）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1%、21%、20%及17%，远超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而超高净值人群（可投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财富规模在富人中增速最快，平均增长率接近30%。不说与弱势群体相比，不说与普通城乡居民相比，即便与中产阶级相比，高净值人群和超高净值人群的收入、财富也太悬殊了，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繁荣，这一差距和拉开速度还将增大。
由引可见，尽管我们不能把富裕人群尽归权贵资本，但中国的权贵以及与权贵紧密结合的权贵资本利用特权、垄断撄取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大头，而且权贵没有膨胀的速度还在加快，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公平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顽症”还在加重，这导致给普通平民百姓留下的致富机会和致富空间已经不大了。蛋糕就这么大，极少数人变换花样、千方百计稳拿了一大块，剩余的十几亿人争抢，不出现“恶性竞争”才怪了，不出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片红海”也怪了，能够抢到“权贵资本”一样的财富更怪了。
可以预判，在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未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贫富悬殊将会继续扩大，从而为未来留下社会不安定和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风险。
在高增长环境中，由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相对较好，许多社会问题都被掩盖起来而未显示其危害；在经济下行环境中，人们刚性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许多社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显示其危害。“当潮水退了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最根本和最严重的无过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精神道德的崩溃。
政治体制是一国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权力运作和政治运行，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
首先，一国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迁徙权、受教育权、自由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是天赋的基本人权，是国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一国国民组建国家、政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不受国内势力的剥夺和外敌的侵犯。
其次，为了使政府公权力真正能保护国民的权利而不会成为盘剥、压迫人民而谋求特殊利益的特殊权力，政府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包括平行权力、大众传媒制约和监督。
第三，政府公权力不仅要受到制约，还必须保持政府行政的必要权力和良好效率，无此则是国民权利的保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必然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第四，国民的行事和政府的行权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以公正、公平、合宜的法律作为衡量国民和政府行为的准绳，而不能任由一些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
精神道德是一国国民能够凝聚成一个国家的精神纽带和基本共识而不致陷入“一盘散沙”的精神保障。
首先，人是受精神理念指导行为的高级物种：有信仰就会有敬畏，有敬畏就会有原则，有原则就会有底线，有底线就会有良行，良行成习惯就会造就良善品行，从而内生出种种良善行为；相反，无信仰则无敬畏，无敬畏则无原则，无原则则无底线，无底线就会生恶行，恶行形成习惯就会造就邪恶品行，从而内生出种种邪恶行为。
遗憾的是，由于３０多年来倚重经济增长一端的偏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人民的权利缺乏保障，政府公权力缺乏制度性制约，政府行政缺乏效率；精神道德滑坡溃败，无信仰，无敬畏、无原则、无底线而唯钱是视、唯利是图上下成风，中华古代圣哲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做人做事智慧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近于无信仰的民族，无数国民犹如游魂一般混迹于世。
基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精神道德的崩溃，种种社会乱相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人性败坏，唯利是图，以权谋私，贪腐成风，权钱交易，因人执法，强迁强征，职业无德，欺诈遍行，假冒伪劣，父子相残，少年犯罪，环境破坏，操纵股市，借“改“敛财．．．．．．
世相证明，只有经济增长而无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道德重兴相匹配，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恶性发展”的泥潭。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道德重兴的端倪，但与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犹如一只脚已跨出了一大步，一只脚却几乎原地不动，这个人怎么继续前行呢？健康的经济发展怎么形成持续呢？
我们可以看到，受篇幅限制姑且不论社会建设、科技进步、教育振兴、环境保护、外交政策诸要素匹配发展、协调进步必要性，若无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化重兴的跟步、同步、跨步发展进步，种种社会乱相还将演变出各样犹如病毒一样的变种传染社会、危害社会、败坏社会，富民强国也将继续是一个梦而不可能成为现实。
总上可见，在２０１５年经济下行探底、项目热面支撑、年内保“７”肯定、中长期问题尚存的不确定性极大、风险十分难测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怎么看好保好你的钱袋子，结合个人实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不仅会是对你的道义品赋的严峻考验，也会是对你的智慧谋略的严峻考验．．．．．．
慧聚天下 财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