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ppp模式在国内正被大力推广并发展着。然而，随着PPP模式发展的越来越强劲，就目前的国内现状来说暴露出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比如，各地政府在还没完全弄清PPP模式的内涵、框架等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就急于上马ppp项目。在PPP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是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风险的，如何进行项目监管就是其中一项难题。
基于中国当前的行政架构与权力分配现实，PPP监管架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协商议事机构模式。
该模式是在在国家层面组成PPP监管委员会，但其职能与具体执行部门仍然分散在各部委，类似如今的反垄断委员会模式。其 优点在于机构组建迅速，协调机制灵活，且各部委原先存在的监管权力（主要是特许经营）不变动，不涉及具体的人员变动，部门利益得以保障，整合阻力比较小。
在考虑这种模式时，需要注意到由于权力分散，多头监管，将不容易形成强大的监管与指导力量，同时，地方PPP中心与国家级指导部门多头对口，会 造成部门组织架构不清晰，一旦项目出现纠纷，当事人寻求监管部门支持会格外麻烦。以当前的手机打车行业为例，在当前的反垄断模式下，易到若要举报滴滴和快 滴合并违法，就需要向发改委反垄断局和商务部反垄断局同时进行举报。
二是财政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是直接在财政部下建立PPP中心，由于模式构建简单，符合国际惯例，但需要涉及部委间权力的再分配，可以预见，模式推行中的整合推进容易遇到阻力。
三是大一统模式。
即在国家层面成立直接归属于国务院的PPP中心，其优点在于权力集中，便于协调各采购人进行PPP的项目实施工作，有利于强力 推进PPP项目。由于此种模式便于对外沟通，尤其是在亚投行即将成立之际，一个统一监管PPP的机构有利于对外协调、沟通，将使得在亚投行内部推进PPP 模式更有效率。同时，国家层面成立单一的PPP中心也将利于地方成立响应机构，上下组织机构扁平，沟通层级与对象明确，方便国家对PPP模式实施统一指 导。
然而，由于本届政府承诺不新增财政供养人员，新增编制和机构将有实施困难，且我国PPP专业人员普遍缺乏，需从其他各部门有经验人员中抽调集中，无疑会增加团队组建与磨合的成本。
以上三种方案各有优劣。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要尽快形成相应的议事机构或监督机构，并明确权责。同时，国家也应尽快确定PPP的监管模式，并出台权威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有关部门应尽快摸索PPP施行的可用规则，从而有利于PPP在法制轨道上快速、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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