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管理、治理与服务直接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社区作为基层权利机构，是人民各种利益与权益的节点，是最本质意义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职能机构。社区治理在新时期作为重要的改革窗口，正在逐渐被舆论与社会各界所重视。我国政府于 2017年6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作为指导社区管理工作的方向性文件，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十九大以后，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等方针的指引下，基层社区管理成为了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政府向人民群众展示改革成果、改善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窗口。随着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速，城市社区管理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机遇伴随着挑战，从中央到地方，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正在日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作为中央政策的最终执行机构，社区工作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只需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复杂的是在执行工作中要让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民众满意。可见，城市社区工作的建设与完善正在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政府职能机构课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
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治理是国家政策、法规具体实施的举措，是对基层国家机构的治理，也是基层国家机构对社会进行的政府行政行为。基层是国家整体治理的具体实施方向之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应成为一个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行使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大将现代化国家治理、创新治理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让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以法律法规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方针政策，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有鉴于基层治理直面社会基础性问题，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明确了社会基层治理是目前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对社会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发展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应用新技术和新时代思维将基层社会治理由传统的一对一线型模式升级为多点联线的多元化模块，将各级党组织、政府职能机构、全体社会公民以及各社会团体组织等放置在一个公共平台上，让协同以及联办等成为高效治理的有效手段。多元化、立体化的全新治理模式将治理权限还给了基层机构，在多元化模块的辅助、联动下，实现基层机构治理的快捷化，充分发挥基层机构融于人民群众的优势。在新时代下，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将传统概念的治理和被治理的关系转化为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的治理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会促进社会融洽气氛的形成，并能够在网格化的治理环节中得到更好的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现代化的社会基层治理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关系模式，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联结为治理模块，因此能更高效快捷地进行社会基层治理。总体而言，现代化的社会基层治理要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如此才能够调节社会矛盾。基层社会治理要勇于创新、不断创新，让基层机构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压舱石。
（二）社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资金投入是社区基础设施改造的前提，而发展社区经济能够改善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流动问题。社区经济可以是非营利性的政府行为，也可以是带有盈利色彩的惠民商业行为。在高效社区经济模式中，科学合理地使用区内资源开展运营，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切实利益。高效社区经济运行模式能够将社区模块内各个社会单元紧密连接在一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还能够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辖区居民提升幸福指数。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现阶段，我国已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但因地域性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区间的治理时效也存在着差异，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一）社区治理结构不合理，社区经济管理体系
不完善社区治理实施以来，因国家政权机构向基层居委会派驻相关机构人员，并要求社区予以行政辅助，使得社区行政构建出现了内卷现象，并影响到了基层社区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和服务。行政制度干预下的社区治理制约了社区自我成长空间的形成和建设，同时也让社区面临着回归到传统概念下的被领导、被工作的情境。部分行政机构把行政工作落实到社区后就形成了领导社区工作局面，使社区出现了被动工作状态下的上指下派的工作形式。在社区改革实践中，由于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概念性的问题，导致社区被行政边缘化，成为了某个机构下的附属品，不断被挤压生长空间。在工作中，社区一方面要对领导机构负责，另一方面也要对辖区内居民负责，这让社区的治理工作难以开展，只能成为上级行政机构的传声筒和人民群众向上传递声音的过渡器，失去了居民自治的社区治理本质。
社区行政结构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桎梏。目前，由于社区经济管理体系不健全，使得社区经济呈现出昙花一现或是星星点点的整体态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政府行政部门凌驾于社区之上，没有深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文件，没有意识到社区经济在国民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缺乏多元化社会发展思维。值得思考的是，某些投资体也对社区经济没有强劲的信心，仅将目光停留在可预见的某些具体事物的产出比例上，而忽视了社区经济的较强潜力，无法让社区经济的优势呈现出燎原之后的总体态势。目前，社区主管部门缺乏深入研究社区经济的理论依据，对社区经济的未来还在作壁上观，无法真正直面社区经济的未来和宏观发展需求。由于以上诸多原因，社区经济萎靡不振，限制了社区治理步伐的快速迈进。
（二）居民参与治理边缘化，致社区经济发展受环境约束
参与社区语境建设与治理的是社区工作人员与辖区全体居民，其中辖区居民既是参与者也是成果享用者。但是，由于目前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参与热情低、认同度不高，使得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由于政府行政力的直接参与以及上指下派现象的出现，使得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距离无形中被拉大，导致居民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元素缺失。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应成为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并以自发、自愿的态势参与治理的各个环节，而不是治理过程中的被治理和被指挥群体。目前，居民在社区治理环节中的参与还是被动地支持与配合，并没有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成为制约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桎梏，并使得社区经济发展停留在表面化。由于社区经济不同于市场化的超大经济模式，更多语境下受外来因素制约，让很多社区经济投资者止步不前，影响了社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另外，由于目前我国社区经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一些纠纷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国家制定的很多优惠政策不能落实到社区治理环节，间接出现了政府职能部门对社区经济发展支持力度低下等现象。
（三）治理社会化困境凸显，社区经济发展资金困难
社会愈发展，愈能够显示出社区工作的重要性。由于缺乏政府支持、组织性和资金支持，社区治理与组织架构等都还停留在不够健全的状态。目前，首要制约社区治理发展的就是社区组织机构不具有完整意义的独立性，社区组织没有完全脱离官方色彩。即使是那些拥有民间组织的机构，大部分还是会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制约，不能发挥民间团体灵活自主的优势。准官方、擦边球的状态使得社区治理工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遇。社区组织的资金也是制约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目前社区组织行为还依靠政府拨付资金，因服务而取得的资金很少，使得社区组织的日常行为因资金问题而难以开展。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注册过程中由于团队资质、素质的不同而出现了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让社区组织在民众间难以得到认同，且因此而导致活动受限等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间接导致了社区组织活动空间受到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定期、有规模性活动的开展。
三、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途径
（一）强化治理理念，界定政府职能
基层治理观和基层治理思维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进步的社会行为。目前，我国行政力覆盖的地域中有很多地方仍将社区治理观和思维搁置在传统语境之内，将社区治理认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传声筒，因此治理观念与思维的转变是新时期社区治理的前提。更新观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要将社区基层治理提升到民生、民意的思想层次，强化治理观念的转变，真正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社区治理是政府、社会、社会个体单元共同努力的结果，各级政府要充分其发挥其引领指导职能，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社会个体单元要认识到社区治理关系到个人生活福祉。另外，共同建设、共同享用观念能够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维护社会治安和正常生活秩序，提升新时代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二）强化各级协同，提高民众参与治理度
社区治理就是协同治理的结果，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成果。基层治理强调的协作和协同是必然的前提条件，一切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实施都需要和谐的基层治理结果的支持。通过社会各层的协同参与，能够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更好地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众参与、政府指导能够让社会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让民众的各项反馈信息在综合平台上实时显示，能够提高我国政府对基层民意的了解程度，从而保证信息的及时性。
（三）拓宽社会治理主体，优化社区经济发展
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是新时期政府拓宽民生工程的重要举措，从理念到实施，多方参与多元化模式可以提高社会各层次参与治理的主观能动性。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发展需要强劲的资金支持，而社区经济发展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需要社会多层次人士、团体的参与，保障资金的有效来源性，为社区治理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资金力度上的支撑能够为社区治理宣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所在辖区居民认识到社区治理的成果来源于积极参与，从而增强居民参与的主观能动性，更大化激活社区治理活力，让社区经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保障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和谐语境中不断前行。
来源：《世界农业》2024年第5期 作者：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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