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亿年前，两个氨基酸碰撞、结合，形成了第一个生物有机分子。有朝一日，这个分子将带来生命。这个分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分子化学形式的变化记录了这些相互作用随时间变化的历史。从那一刻起，生命分子就总是与生物学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衰老，也就这样开始了。
20 世纪初以前，衰老对人类而言并不重要，因为那时人类的寿命相对较短。公元 1500 ～ 1900 年，西欧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35 ～ 45 岁之间徘徊，大多数人在出生时即死亡，很多妇女在分娩时死亡，儿童疾病夺去数百万10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流感、肺结核等传染病侵袭所有年龄的人群。当时一些疾病导致大多数人在有机会衰老之前就死亡。
从 1900 年左右开始，科学技术的进步显著增加了寿命。
世界上有三种学说，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丰提出生长期论学说，哺乳动物的寿命约为生长期的5-7倍，通常称之为巴丰系数。而人的生长期约为20-25年，所以他估计人类的自然寿命为100-175年。
第二种学说是细胞论，认为人体自然寿命与体外培养细胞的分裂周期呈正相关，人体细胞自胚胎开始平均每次分裂周期为2.4年，而一般人的细胞可分裂50次以上按照计算，人类的自然寿命大概是在129岁左右。
第三种学说为成熟期论，认为人的奉命与哺乳动物的寿命具有共同规律，哺乳动物的最高寿命为性成熟的8倍-10倍，人在14-15岁左右性成熟，因此人的自然寿命应为112-150岁。
尽管生物老年学家对实验室物种的研究提供了对衰老的基础生物学机制的深入了解，但实验室的这些物种寿命太短，很难作为研究人类中观察到的特殊长寿的机制的模型。于是，一些生物老年学家通过观察长寿的野生动物研究寿命(这一生物老年学的分支称为比较生物老年学)，以评估可能导致其长寿的遗传和生化机制。确定抵抗早期死亡及寿命延长的进化机制为研究人类如何向长寿进化提供了线索。
越安全越长寿
尽管观察和统计分析表明，野生动物的体型和长寿可能相关，温血动物中发现的很多例外足以说明这是一种偶然关系，而非因果关系。野生动物长寿的原因尽管尚未被充分了解，但极有可能反映了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型动物寿命较长，可能只是因为它们的体型和力量能够更好地防御天敌。大型动物的觅食区域也往往比小动物大得多，这将降低种群密度，减少对食物的竞争。
持续生长才能长寿
海绵、水母、海葵、蛤类和一些鱼类，被认为极端长寿，尽管这些物种大多数尚未在实验室中饲养，难以估计它们的精确寿命。白鲟（Acipenser transmontanus）是一种发现于北美洲西海岸的淡水鱼，估计可以活到200 岁。海葵在鱼缸里生活超过150 年，这个数据未发表，但经常被引用。直到最近，一种蛤类——北极蛤（Arctica islandica）的极端长寿才被确定并记录在案。以碳定年法检测贝壳，发现一只蛤蜊有400 岁，其他许多蛤蜊的年龄在100 岁左右。这些水生物种极端长寿背后的生化和遗传机制还有待确定，然而这种极端长寿似乎与持续生长有关。因为，生长和发育与很多提高生存能力的生物学功能相关。长寿的蛤蜊显示出更高的抵抗细胞损伤的能力，而细胞损伤是衰老的根本机制。海绵和水母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机制，可能是其长寿的原因。海绵和水母的细胞能够在体细胞（somatic cell，不参与有性生殖的细胞）和生殖细胞（germ cell，由多细胞生物的生殖器官或组织产生的、传递遗传信息的细胞）之间转换。生殖细胞拥有特别有效的抵御伤害的机制，并且被认为具有无限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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