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加快调整

我国能源转型的进程滞后于世界能源转型的整体进程。我国从传统的薪柴时代转入煤炭时代的时间大约比英国晚200年，比德国晚100年，目前我国仍是全球少数几个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

回顾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煤炭占比明显下降而石油比重持续上升，水电、天然气等清洁低碳能源占比很低;

第二阶段煤炭占比基本保持在75%左右，石油占比基本维持在20%左右，煤炭曲线和石油曲线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水电、核电占比有所上升，但总体仍然较低;

第三阶段能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方向调整，煤炭占比持续下降，石油占比相对稳定，水电、核电、风电、天然气等清洁、低碳能源比重明显上升。

       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近些年我国雾霾污染呈现频率高、范围广、难治理、常态化等特征的形势下，多地政府纷纷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此形势下，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成为雾霾治理的主要行动之一。

一方面，天然气消费规模越来越大。2017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企稳、大气污染防治深入推进，全国天然气消费爆发式增长，比上一年增长15.3%，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上升至7%。

另一方面，天然气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天然气消费区域不断扩大，消费重心从气田周边陆续向东部、西部地区拓展。

2006年以前我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之间基本平衡，依托国内天然气产量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2007年我国开始净进口天然气之后，天然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需求增长迅速而产量增长缓慢使得我国天然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我国可以通过贸易来满足本国日益扩大的供需缺口。但是，不管是通过与周边国家签订长期协议并通过巨大投资建设管道来进口天然气，还是与相关国家签订长期或短期协议并通过液化天然气的方式来进口天然气，都存在不确定性。

从世界范围分析，全球天然气仍以区域内资源利用为主，但跨区贸易量的比重在稳步增加。随着LNG贸易量和占比的上升，天然气逐渐从区域性大宗商品转向全球性大宗商品，其金融属性也不断增强，这种形势对于我国而言，既有可能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巨大的挑战。

从我国情况分析，液化天然气已经成为我国天然气进口的主要来源。我国天然气进口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来源虽然初步实现多元化，但是，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三国供应量就达到656亿立方米，约占我国进口量的70%以上。不管是管道天然气还是液化天然气，天然气进口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加。

一方面，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中亚三国与我国地理上属于同纬度，冬季进口管道天然气易受寒潮影响造成短期供应紧张;而且跨境油气管道具有里程长、投资规模大、运营周期长等现实特征,使其更容易遭遇各类风险。

另一方面，LNG进口受气象、海况、航道等影响，不可控因素增多。

随着天然气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不断融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天然气安全事件趋于多发且影响越来越广。从2004年底开始,局部地区已出现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近些年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也开始由局部向全国蔓延,天然气供不应求的矛盾逐渐加大。2018年1月份北方地区出现了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范围的一次“气荒”。

分析造成天然气供需紧张的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包括“煤改气”政策、季节性因素引起需求快速上涨，以及基础设施调节能力不足等。外因则包括在需求高峰期阶段，中亚进口天然气供应减量更是加剧了供需紧张局面，但是，其矛盾的根源在于天然气需求快速上涨而我国天然气产量增长乏力。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升，国际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凸显，我国天然气供需面临的外部风险正逐步加大。

总的来看，在我国经济转型和能源转型同时加快的背景下，面对天然气需求增长快速而产量增长乏力的“背离”趋势，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于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天然气进口量已居第一的中国而言，过度依赖进口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显然是存在长期“隐患”的。

天然气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资本投机追逐的全球性大宗商品，在全球地缘经济政治复杂多变的格局下，我国应制定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境内外天然气勘探开发投资，加强科技投入尽可能地提高峰值产量，优化进口来源减少对单一气源的过度依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提高保障调节能力，深化油气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天然气供给和需求之间、上下游之间、内部开发和外部进口之间均衡协调发展，在保障合理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放缓天然气依存度迅速上升的趋势，为推进经济和能源平稳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