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当前，我们向奋战在前线的所有逆行者致敬，为严峻的形势时刻担忧。同时也可以关注到这场抗疫行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援助。
近日有网友发现，日本某机构向湖北高校捐赠的一批物资，包装箱上除了两国国旗和“中国加油”等鼓励的话语外，还有一行寓意深刻的小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该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位日本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武汉早一点走出困境……中国与日本有令人遗憾的不幸历史。但这首八字诗提醒了许多人，1300年前，中日之间也有很多美好的历史。”
1300年前，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像学生一样敬仰着大唐，不断派遣唐使前来学习，借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家井上靖如此写道，那时的日本人“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 ，“殷切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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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人，给人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是好学生，擅长模仿”。从唐朝开始学习中国到明治维新学习欧洲，到现在跪舔美国，他们都是亦步亦趋跟在一个强者后面照葫芦画瓢。
最早记录日本的历史书居然是中国的《后汉书》，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可怜的日本学者如果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只能翻阅中国的古籍了。《魏书》上记载，从东边来了个自称“邪马台”的部落使者，说自己的部落是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特意向天朝进贡“邪马台”特产，请求赏赐。“邪马台”的读音和今天“大和”在日语中的读音“yamato”非常接近，所以可以断定他们就是最早来中国朝贡的日本人。由此看来日本人第一次来中国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来要饭的。
之后日本人在中国史书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次有明文记载时，已经是隋朝了。日本的圣德太子苦于国内的部落酋长不听命于中央，决意学习隋朝的中央集权制，就派遣了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大臣来华访问。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写了一句“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无恙”的话激怒了隋炀帝：一个孤悬海外的酋长还敢自称天子？简直是不可理喻。
由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圣德太子大规模向隋朝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不顺利，直到唐朝建立，大规模官方交流才得以成行。第一次来华学习的遣唐使们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心情：“始惊、次醉、终狂”。唐朝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度：君臣和谐的政治制度、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博大精深的儒佛经典......如果能将这一切复制回日本，日本也一定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回国后，在遣唐使的帮助下，日本进入了长达300年的“唐化时期”。
东渡的鉴真就是后者中流芳万世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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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首收录在《全唐诗》中，题为《绣袈裟衣缘》的诗引出了一段千古佳话。
当时，日本的相国长屋王崇尚佛法。他命人制造了千件袈裟，布施给唐朝高僧，其袈裟上绣着这四句偈语。长屋王殷切地盼望邀请大唐高僧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远在扬州大明寺担任住持的鉴真法师，听闻这首诗后大为感动，称日本是“有缘之国”。正在此时，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肩负着为日本寻找“特聘教授”的重任。二人得知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后，来到扬州拜谒，邀请他前往日本传法。
唐玄宗天宝元年，大明寺的钟声敲得格外的响亮，仿佛要将整座扬州城都敲得跳起来。
大明寺殿上，鉴真与来自日本的荣睿的对话，响彻云霄，惊起远方的几只燕雀。
荣睿：“我国虽有三藏经书，却苦于没有高僧指引，犹如暗夜想取宝，却没有蜡烛。故想恭请法师到海东我国充当导师，为我们指引一二。”
鉴真：“海东虽远，为传佛法，何惜身命。”
这一年，鉴真55岁。
之后，包括祥彦在内的诸位弟子都坚定地支持鉴真，跟随他开始了历时长达12年的6次东渡。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看。
日本旅途很艰险，基本上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能幸运抵达，就连日本官方配置精良的大船，每次都要折损过半，何况是鉴真自制的民家小船？
鉴真弟子见鉴真去意已决，只能誓死相随，6次东渡，风雨12年，先后有36人死于船祸、伤病，200余人退出东渡行列。
天宝七年，鉴真第五次东渡。
一出海就迷失了方向，而后船上淡水喝完，大家一连五天滴水未进，鉴真为了节省粮食，每天只嚼几粒生米度日。
这般晚景，实在凄凉，但鉴真并没有退缩，仍在寻找合适的时机，重新东渡。
第六次东渡时，鉴真已经是一个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老人了。
天宝十二载（753年），第十次遣唐使团的藤原清河为66岁的鉴真带来了好消息。大使即将归国，于是邀请鉴真乘遣唐使的船只前往日本。鉴真及其弟子毅然踏上了最后一次东渡之旅。
这一次遣唐使船队不走运，第一艘船遭遇海难，乘坐这艘船的藤原清河历经九死一生才活了下来，从此留在大唐。幸运的是，鉴真搭乘的第四艘船却经过数日颠簸，在日本成功靠岸。
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天平之甍》里面对鉴真的6次东渡失败这样评价：
无论贵胄、凡俗抑或出家人，时间、自然、历史都不曾给予这些人太多胜算。在随机性的搏斗中，天地的无情超越了个体意志的抗争与偏好。
然而，即使个体无法主宰结果，但是精神的进取却始终存在，这种精神或许不能超越自然，却始终是一种有意志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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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最后一次东渡的船队中，还有另一段中日的友情往事。
遣唐使藤原清河是日本有名的博学之士，他率领由220人组成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到达中国，得到了大唐政府的热情接待，唐玄宗还为日本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感到惊讶，称赞这个邻邦是礼义君子之国，并写诗赐予遣唐使。
在出使唐朝之前，藤原清河就在春日祭神的庆典上吟诗唱和：“祭神春日野，神社有梅花。待我归来日，花荣正物华。”万万没想到，一次意外终结了他与另一位诗人的还乡梦。
晁衡是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后来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做官资格，担任要职，在大唐度过了将近四十年岁月。年近花甲的他本要以护送使身份，乘坐这次遣唐使船回日本，可他与藤原清河大使乘坐的第一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迷失方向，一路漂泊到了安南（今越南）。同船的一百多人被土人残杀，晁衡和藤原清河幸免于难，在两年后历经艰辛回到长安。
当遣唐使船遭遇海难的消息传回大唐时，晁衡已遇难身亡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晁衡的好友诗仙李白就听信了谣言，为之心痛不已，写了一首《哭晁卿衡》：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晁衡，你离开了长安，坐船回日本。可是却在死在了航行的路上，再也回不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太悲痛了，感觉白云都显露出哀愁。
随着遣唐使船倾覆，晁衡没能如愿回家乡过退休生活，而是辗转回到大唐，继续用他在唐朝所学的知识为朝廷服务，直至72岁时病逝于长安。
如今，中国西安与日本奈良分别各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以纪念这位大唐的传奇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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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用无数动人诗篇记录中日流传千年的友谊，唐诗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传日本，承担着传播文明的使命。
日本人为适应读者需要，对唐诗进行重抄、改编和训点，在吸收、模仿中国文学精华的同时也探索出了自己的文学种类，有趣的是，在中国名声斐然的李白与杜甫在日本虽然也很受欢迎，但却远远不及于白居易的声望和影响，日本似乎绕过了中国的诗仙诗圣，转而关注了一个在中国并不是受到关注最多的诗人。
白居易是一代文豪，不过在唐代文学史上，他的地位还是不能超过李白与杜甫，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还是以负面形象出现。
然而在日本，白居易的地位却是首屈一指，远非李、杜所能比拟。在平安朝，“文集”一词，甚至可以作为《白氏文集》的专有名词来使用；现今已普遍对古人直呼其名，而日本人却还称白居易为“白乐天”，称字不称名，在洛阳白居易墓，日文的献碑甚至比中文的都多，碑文竟将白居易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白居易为什么在日本有这么高的地位？
文集传播受阻，大为延迟了李、杜诗的经典化。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恐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杜甫生前名声不显，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今人选唐诗，李白的诗几乎必选。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箧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没有李白的诗。
直至白居易时代，李、杜都还未被经典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正是白居易书判拔萃科登第的后一年），日僧空海随遣唐使入唐，遍搜唐人文集，归国撰有《文镜秘府论》，这部反映了9世纪初唐人文学观的著作，竟仍没给李、杜留有特别的位置。
所以，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时代之前就把李、杜当做第一流的诗人引入，并非其眼光独特，而是受限于文集之流传。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中国也还没开始以李、杜为尊，日本人更不可能领先中国人的理解，提前赋予李、杜崇高地位。
自贞观四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入华，到乾宁二年（895年）日本最后一次组织遣唐使，日本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正式遣唐使共有十二次。其中，最后一次任命遣唐使时，由于遭到大臣菅原道真劝止，未能成行，那时，距离唐朝灭亡也只剩下十二年。这也使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的遣唐使，成为最后的绝唱。
晚唐诗人皮日休与陆龟蒙这对好朋友，都与圆载有深厚的交情。当听说圆载即将回国后，两位诗人为他写了多首送别之作，其中陆龟蒙在与皮日休唱和的《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一诗写道：
随着大唐逐渐走向落幕，乾符四年（877年），年老的圆载告别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家，带上佛家释典和各类儒书数百部，乘中国商人的船回国，却在途中不幸遇难溺水而死。
日本与大唐的友好往来，因海而生，也覆没于波涛之中。
两国的爱恨情仇并未就此了结，后来日本也曾经误入歧途。但在遣唐使络绎不绝入华的一千多年后，当中国有难，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援，如日本友人的援华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
沧溟无垠，山川阻隔，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抬头仰望同一轮明月。寒极必暖，否极泰来，待到春光烂漫之时，再与君共赏，这锦绣繁华、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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