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建筑垃圾处理模式
演变与《意见》背景意义
我国的建筑垃圾处理模式经历了从“粗放填埋”到“资源化利用”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建筑垃圾大量采用全量填埋模式，几乎全部填埋于山谷沟壑和低洼坑地，方式简单粗放，缺乏资源化利用意识，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2000年至2010年进入低效资源化尝试阶段，开始探索适度资源化发展，再生产品以含杂率高的再生骨料为主，处理工艺简单，设备多为移动式且露天作业，环保水平较低。“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为移动式低效资源化处理阶段，应用移动式建筑垃圾处理设备，虽机动灵活，但处理效果有限，杂质去除不彻底，资源化利用率较低。进入“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建筑垃圾处理进入规范化与资源化发展阶段，处理方式从露天转向厂房规范处理，工艺逐渐复杂，环保要求提高，处理设施更加规范，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至今，进入技术成熟与协同处理阶段，采用“预处理+多级破碎+分级精细筛分+干/湿式切换”的技术路线，处理工艺成熟，再生产品种类丰富，资源化利用率大幅提高，建筑垃圾与城市固废协同处置模式逐渐兴起。
住建部《“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新建建筑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排放量应控制在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则不高于200吨。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到2025年，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率需达到60%。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垃圾的年均产生量已突破20亿吨，传统的处理方式亟需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核心目标是推动建筑垃圾治理从“末端处置”向“全周期管理”转型，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总体要求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各个环节，健全治理体系，完善法规政策，强化技术支撑，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新格局。《意见》不仅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它通过明确各方责任、规范处置流程、鼓励技术创新，为解决建筑垃圾“产生量大、利用水平低、监管难度高”等痛点提供了制度保障，最终将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2
《意见》催生的四大市场赛道
《意见》的落地不仅为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还借助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动力，催生了四大新型业务赛道，构建起从“垃圾产生”到“资源再生”的完整产业链条。
（一）从“废弃物”到“再生产品”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业务
在《意见》“到202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筑垃圾平均资源化利用率将超过50%”的硬性目标驱动下，将直接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业务成为市场增量领域。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业务成为最直接的市场增量领域。其核心模式是以建筑垃圾为原料，通过破碎、分拣、加工等工艺，生产再生骨料、透水砖、路基材料、混凝土掺合料等产品，形成“回收—处理—再生产品生产”的完整业务链条。
具体来看，前端回收阶段需携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物业公司，做好分类收集机制（涵盖工程渣土、拆除废弃物、装修残余等）的设计，以保障原料的有效再利用；中端处理环节则依赖智能化分拣设备（如磁选机、风选机）选用来分离金属、塑料等杂质，再经破碎设备将骨料加工至符合标准的粒径；后端生产阶段聚焦于再生产品的多元化应用规划，如再生骨料可替代天然砂石铺设道路基层，透水砖助力海绵城市建设，而路基材料则能有效降低公路建设成本。
（二）从“无序运输”到“全流程可溯”的运输智能化管理业务
传统建筑垃圾运输存在“路线随意、数据缺失、监管困难”等问题，《意见》提出“推广物联网、电子联单技术，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直接催生了运输智能化管理业务。该业务通过为运输单位提供“车辆定位+装卸记录+数据传输”的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服务，帮助其满足监管要求并提升效率。
（三）从“粗放处理”到“智能高效”的处理技术设备研发业务
随着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推进，传统人工分拣、简单破碎的处理方式已无法满足环保与效率要求，《意见》明确“鼓励研发智能化分拣、破碎等技术设备”，推动处理技术设备研发业务快速增长。
当前市场需求集中在三大方向：一是智能化分拣设备（如基于AI视觉识别的分拣机器人，可精准分离混凝土块、木材、塑料等）；二是环保型破碎设备（低噪音、低粉尘的移动破碎站，适用于工地现场处理）；三是资源高值化利用设备（如再生骨料强化处理设备，提升再生产品强度至天然骨料标准），技术路线及研发的突破将直接推动了建筑垃圾处理行业的产业升级。
（四）从“分段运营”到“一站式服务”的收运利用一体化业务
《意见》提出“鼓励推行建筑垃圾收运、利用一体化运营”规划，推动企业整合收运与资源化利用环节，形成“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其核心优势在于：
•效率提升：减少中间环节，缩短垃圾从产生到处理的周期，据估计传统分段模式需3～5天，一体化模式仅需1～2天；
•成本降低：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运输、管理成本，使综合成本下降；
•资源效益最大化：收运环节直接对接利用需求，避免可利用垃圾被错误处置，如工程渣土直接用于土方平衡，减少填埋量。
03
多方协同下的产业生态升级
《意见》不仅培育了新业务，更通过明确各方责任与利益联结，重构了建筑垃圾治理的市场关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多方协同”的产业生态。
（一）从“被动处置”到“主动处理”的合作关系
《意见》提出“政府工程和国资项目优先使用再生建材”，为产生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资源化利用企业搭建了合作纽带。产生方需将建筑垃圾交付给合规企业处理，以满足环保要求；资源化企业则通过提供再生产品（如再生混凝土），为产生方降低建材采购成本。
以国信集团服务的三亚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扩建项目为例，该项目是海南省首个循环再利用的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建筑废弃物设计年处理量为50万吨，每年可处理80万平方米的拆迁建筑垃圾，可年节约土地100亩，节约天然砂石料45万吨/年。同时项目通过再生利用,每年可生产36万方性能等级能满足国标要求的再生混凝土；6000万块绿色环保水泥砖、透水砖以及各种新型墙体材料以及25万吨路基材料和1万吨种植土，可从根源上解决三亚市建筑废弃物乱倒现象，降低建材成本，实现“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二）从“各自为战”到“数据共享”的协同关系
《意见》要求“通过电子联单实现建筑垃圾全流程追踪”，推动运输单位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处置单位建立协同关系。各方需在电子联单中同步垃圾产生量、运输路线、处置结果等数据，确保“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例如，珠海市搭建了建筑垃圾管理平台，试点建筑垃圾全生命周期监管，打通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全流程监管链条，平台提供电子联单管理功能，实现排放单位、运输单位、消纳单位信息信息填写与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录入。自2025年全面推行电子联单制度以来，平台累计签发电子联单57单，闭环执行率达100%，发挥了“申报-运输-消纳”全流程电子联单系统的监管作用。
（三）从“监管者”到“合伙人”的互动合作关系
《意见》提出“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基地和骨干企业”，推动政府从“监管者”向“服务者”转型。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如用地保障、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如重点项目补贴）引导企业参与治理；企业则通过合规运营、技术创新响应政策要求，形成“政策引导—企业落地—市场反馈—政策优化”的良性循环。
国信集团服务的贵州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项目，契合了国家宏观政策导向，贵州省供销合作社下属企业、贵阳市供销合作社下属企业参与发起成立的公司实施建设，为项目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还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则通过规划该产业园建设，补齐产业短板，完善再生资源产业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项目建设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项目年可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200 万台、报废机动车 10 万辆、医疗废弃物 13000 吨、有机固体废物 3 万吨、废塑料 3 万吨，有效缓解了城市垃圾处理压力，成为区域循环经济的新引擎。
（贵州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内景，图片来源：废塑料新观察）
04
建筑垃圾治理
业务的市场潜力与挑战
《意见》的落地为建筑垃圾治理业务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行业测算，若2027年全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50%，将催生超2000亿元的市场规模，再生骨料、透水砖等产品的应用场景将从市政工程向商品房、工业厂房延伸，技术设备研发、智能化管理等配套服务也将持续增长。
然而，市场发展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运输监管的复杂性，跨区域运输、夜间偷排等行为仍需更精准的技术手段（如卫星遥感监测）；二是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部分中小城市资源化产品应用场景有限，企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需政府进一步扩大“优先使用”范围。
展望未来，随着《意见》配套政策（如地方立法、标准规范）的完善，建筑垃圾治理将逐步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形成“垃圾减量—资源再生—产业增值”的良性循环，相关规划咨询为城市更新和“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国信研究院
策划：国信研究院
供稿：袁洁
审核：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