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弱势群体“去标签化”参与社区生活、享受社区服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雏形的萌芽阶段，在1954-1957年精神疾病与缺陷者皇家委员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社区照顾”一词，并在后续的文件中指出“社区照顾”的对象包括弱智者、精神病人，并鼓励这些群体参与社区生活、享受社区服务。

      福利国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照顾理念主要是为了跳出院舍式模式的陷阱以及规避机构照顾的非人性化后果。英国的社会学家认为由机构照顾的人不仅因为他们的身体或精神的“失能”而被打上“烙印”，而且还因为这种隔离使他们的社会角色被剥夺进一步制造了社会“失能”。

     因此，社会的思潮开始向以“去机构化”、“去标签化”为标志的社区照顾方向发展，主张“让需要照顾的人在社区过普通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接受治疗和服务”强调其社会角色的恢复，维护他们的尊严。

      此后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包括老人在内的一系列弱势群体。对老年群体提供社区照顾的首要目的是肯定老年人的基本权利，在保证老年人自由意愿的前提下依靠社区性服务实现老年福利正常化。这个时期的主要成果是社区照顾逐渐达成了一种观念上的共识。

社区照顾与社区资源、政府责任的矛盾

     在“社区照顾”理念提出后的几年中，其主要服务的对象仍以弱智者、精神病人为主。随着这一理念在实践过程中推广与运用，“社区照顾”逐步被政府认同，并在20世纪60年代将社区照顾的对象扩展到了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

      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健康与福利：社区照顾的发展报告》和《卡罗琳报告书》中进一步提出了以老人为社区照顾对象的观点，承认用社区照顾来替代长期照护服务可以有效地节省财政支出，促使英国政府将照顾责任由中央向地方转移并开始重视社会力量的补充。

       然而以二战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制度设计师，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和琼斯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社区照顾本身是一种解决社区弱势群体照顾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是对于经历了二战，尚处于经济复苏时期的英国社会，社区资源并没有达到能够承担照顾任务的程度，在准备欠妥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政策实施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政府执意这样做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蒂特马斯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开始逐步实施照护的社区化。

制度与资源的缺失，造成了社区照顾的质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在推出社区照顾后正如蒂特马斯所言，在社区照顾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及资源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最终形成的是变质的社区照顾。中央政府堂而皇之地将照护责任踢给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甚至是家庭个人等非正式照顾主体，而且受剩余福利观念的局限服务的对象也是选择性的。

      在这样的政策制度环境下，从院舍到社区之间不存在照护的接续，社区照顾似乎再次将弱势群体带入黑暗时代，继续照护的老年人被当作皮球一样在各种机构中飘忽游走。

福利国家开启了社区照顾服务的深度改革

      1982年7月26日～8月 6日124个国家在维也纳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社会范围的老龄问题大会，并一致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福利国家开启了社区照顾服务的深度改革，大部分国家都遵从“以社区为基础，设法向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让年长者能够尽量在自己家里和社区独立生活”的指导思想。

      1989年英国依据“混合福利经济”原则颁布了《社区照顾白皮书》，从政策上确定社区照顾理论的合法性。经过三年实践，英国于1993年在全国推行社区照顾改革，改革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居家照顾和独立生活上。由此，社区照顾养老服务模式正式在英国全国建立，此后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纷纷效仿，社区照顾逐步成为欧美福利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

因国制宜，建立差异化社区照顾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

      在因国制宜的变革过程中，由于每个国家的侧重点不同，服务体系的名称也有所差别，西欧国家侧重于社会服务的支持，英国基于“正式照顾和非正式照顾”的二分法创造性地提出了“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顾”的分类标准；美国尤其强调社区的作用，侧重于老年人熟悉的环境设立了“在地养老”系列项目。日本侧重于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设立了“介护服务”、“居家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