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佛教徒对饮酒说不
佛教是反对饮酒的，无论在家、出家，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用。
对于酒的定义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
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酿成的穴罗；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酿成的迷丽耶；而在上边二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称为末陀。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洒的分类。
又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酿成者称为杂酒。
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酷、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饮咽则犯。
戒酒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众皆须恪守。
原始佛教之根本经典《阿含经》即载佛陀所宣说五戒，即不饮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是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种基本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
依律藏诸典，如《优婆塞五戒相经》、《十诵律》所载，佛陀本人对“不饮酒”戒进行详明的阐说和严格的规范，是在当时印度的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
饮酒带来惨烈报应
第二类阐说甚多，如《大管度论》之三十五过，《州时经》之三十六失等，皆列举饮酒所产生的过失。
除函括前类过失加以更细密的分析罗列外，更从滋生欲求、造作恶业、破坏信仰、妨碍修行等方面数陈其罪，以为信持佛法者的警鉴。
酒是昏狂之药
一切严重的过失都因此而生
从早期经典的记载来看，这些戒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产生过实际的影响。
如《佛说戒消灾经》载，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卫国，当时有一个县皆奉行五戒十善，全县界内没有酿酒者，一位大姓子弟甚至因犯戒饮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门。
不过，佛教徒亦非绝对地不可饮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须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
对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调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而一味禁制，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
《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记载佛陀特许断酒致病的比丘，以造洒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来，放置于“无力不醉淡酒”，中浸渍，“匆令器满而封盖之，后以清水投中搅饮”；或者“以面及树皮，并诸香药，捣筛末，布吊裹之，用杖横击，悬于新熟酒瓮内，勿令沾酒，经一二宿以水搅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
又《毗尼母经》卷五也有允许病酒者于瓮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饼，乃至于酒中自溃的记载，不过这些方便，在佛陀入灭后，亦成为引来争论的问题。
反对饮酒
佛陀入灭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离城的跋阁子比丘僧团，将戒律上较琐细的十事，当做例外而允许实行。
这被保守传统的上座部长老系统视为离经叛道，遂召集僧团大会，判为“十种不清净事”。
从而直接导致了著名的第二结集和大结集，造成了整个佛教僧团的分裂，即保守的上座部和对佛法持开放理解态度的大众部的公开对立。
在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离的僧人“和水饮酒”以治病，认为不违戒律，清净不犯，而上座部长老的裁决是非法的。
汉传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准许僧人在有病而其它药治愈不了的情况下，以酒为药，非唯“和水饮酒”，直接服饮也是可以的，较原始佛教似为宽松。
但为防止滥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别强调，不是有病就可饮药酒，而是必须用其它药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综上所述，虽然随着对象、时域的差别流迁，“不饮酒”戒的某些具体细微的规定有所不同，或宽或松，但作为行为指导规范的戒律本身却从未动摇，反对饮酒、禁止信徒饮酒的主旨始终一以贯之。
这种鲜明、坚决的立场，大概是佛教基于以无明欲求为生死苦本业缘观，以清净离染为解脱正道的修行观，以及将建设一个清明、健康、和谐、美满的理想人类全景作为自身使命的终极价值关注，所必然表现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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