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郑琼做了一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
她跟踪拍摄了农村娃、小镇青年、大都市少女的十年人生。
“读书”是如何影响这三个阶层孩子的命运的呢？
让我们从最开始的2009年，展开时间轴。
农村女孩马百娟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学校。
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所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认真。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马百娟你来读一下。”老师说。
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
这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
马百娟的父亲60岁，母亲智力有问题。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
马百娟在家待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是家庭劳力重要的一部分。
显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能拉动这头驴。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北京少女袁晗寒
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就放弃了。
幼儿园是最好的，初中是最好的，高中也是最好的。
央美附中，全国学艺术的小孩挤破头都想进的。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她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
一天妈妈告诉她，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
“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来说，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
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故。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咸宁考点，6-7-8日，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考场。
辍学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挡了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
“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似乎已有了答案。
留学少女袁晗寒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待业青年徐佳
幸运降临，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玩Lost Temple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挂断了。
徐佳在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装备了正式衬衫西装皮鞋。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谈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已婚少女马百娟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棺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的人，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某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也可以选择职业，目标随时更换。
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
毕业、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有了车，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扎扎实实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古时候的中国似乎有两个，一个是纸上的诗情画意，一个是在磨难中的曲折前行。
而现在，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似乎是三个当代中国的缩影。
那么这部片子最想要表达的是啥呢？
是阶层的艰难跃升？
是对尚未能握住命运咽喉时
就已被命运阻击的一声轻叹？
或是对一个复杂中国的冷静观察？
而对于一些家庭环境一般或艰难的人
出路又在哪里？
最后用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后记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吧：
来源：一条视频、有束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