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商业人士都熟悉“范式”（paradigm）这个词，但我相信没有几个真正能理解。范式（和范式的转换）是另一个被多用、误用和滥用的概念，俨然成为“表达变化词汇系列”的官话、套话。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心智模式或思维套路，有些人用它仅仅是出于这是一种新思想、一套习惯、一种风格，甚至一系列的传统或偏见。一个范式不仅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并且很多。
（托马斯 · 库恩）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 kf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首先对范式（paradigm）下了定义，范式是感性、概念、情感和精神框架的整合，囊括我们深层潜意识中的假设和价值。这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范式就像我们佩戴的眼镜将我们的视野聚焦在我们认为的全部现实上。范式决定了我们的预期，为我们提出的问题设立框架，并框范我们的做事情的方法。范式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之深，甚至于决定了我们能看到或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去海边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理解不到）地平线的曲率。地球是圆的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但他们知道的是地球是平的。中世纪的人们没有理解地球的范畴，所以更看不到，他们也不会问“我们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拥用地球是圆的范式的人所提出的。
范式是：
我们无意识的却深植于大脑的假设和价值观；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范式决定的预期，为我们的提问设定框架，框范我们做事的模式。
（范式）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形成范式。事实上，我们也需要范式。范式深植大脑，以便我们形成必要的概念和范畴消化经验。哲学家和神经学家曾经认为这是有我们的本能—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神经连接—硬连接，天生带有特定的神经连接，从出生起就为我们的经验建立框架，并伴随我们的一生。与这种观点相伴着一种观念。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学习能力有限，过了一定年龄（约18岁）我们的学习能力就开始降低。但在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
今天，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是“弹性的”，随着与不断增长的经验进行交流，大脑在不断变化并重构自身。当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个婴儿，我们的大脑连接非常有限。我们与生俱来的神经连接足够来调节呼吸、体温和心跳，但几乎其他所有都是在潜在的未知。我们将吃什么食物、遇到什么气候条件、感染什么样的病菌、要说什么语言、形成什么样的概念，这些在出生那一刻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婴儿大脑在边缘达到了均衡。在学习和发展经验中，在最初的神经活动中，混乱不稳的因素使得大脑形成了更多的连接。
（大脑）
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验，例如研究人类婴儿的语言学习能力。实验记录了婴儿在出生后每一个月所发出的声音，心理学家发现，世界任何地方的婴儿，都能发出人类所有语言中总共的八百个音素（声音模式）。婴儿的大脑拥用整个人类语言声谱。然而，在出生的第一年，婴儿会选出那些他们所属文化的语言音素。他们不再使用神经连接来识别和使用声音，即丧失了识别和使用那些所处文化不使用的语言因素的能力。
婴儿和孩子们必须快速地铺设新的神经连接来重构他们的大脑，他们必须构建自己的世界。成年人或许能够依靠头18年的经验生活下去，一辈子梦游就可以。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形成新的神经连接需要能量，甚至会使用人精疲力竭。当我们创造性的思考时，大脑比身体的其它部分耗费更多的能量。但我们不会一直是梦游。只要有一个动机、一个机遇或是一个危机，我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形成新的神经连接。实验证明，人在90多岁时，仍然有能力重构大脑。这意味着我们终身都拥用能力改变我们大脑中的范式。
托马斯·库恩在描述科学家如何工作时写到模式。我们通常认为科学家“在边缘”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库恩指出，最通常情况下科学是非常保守的。大多数科学家在一个范式内工作，进行“有限博弈”，他们做实验来验证范式。只有出现异常、不符合旧范式的现象凸显时，“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才会发现。具有革命性的科学进行的是“无限博弈”，其改变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大胆地宣布旧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再奏效。但是这样的革命是痛苦的，因此会受到抵制。一个范式转换的必然的伤害，就是我们看待事物整体方式的改变，以及我们对现实本身的认识的转变。
我们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范式，来了解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但危险就在于，我们可能会把自己困在范式之中。我们习惯于自己看待事物固有的方式，认为这就是它的方式。新思维变得不可能。我们成了只有单一视角、单一视野的人。我们需要范式，但也可能囚禁在范式中，这种冲突被称为“范式悖论”。守着旧范式的科学不可能再改变，商业也是如此。正如爱因斯坦说的，“你不能用导致问题的思维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改变游戏规则，我们必须跳出我们熟悉的游戏。同样的，我们不能在现有结构中改变组织结构。你必须“炸掉房间”，这对那些在现有房间中长大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他们已经把整个生涯都投入到学习如何使用范式上。库恩认为，直到所有旧范式下的所有实践者全部去世，新的科学范式才会形成。这可能有点悲观，但要改变我们的范式，必须要重构我们的大脑。像科学家一样，我们通常是在灾难（突变）来临时，或是当旧的结构失败时，才被激发做出努力。我认为我们在商业、政治、经济的教育上必须做出改变。
商界领袖，像科学家一样，也有他们的范式。他们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深蒂固地拥用一套假设和价值观：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自然而然想问的问题，还有他们认为合理的风险。占据主导的西方商业范式脱胎于整个西方传统，并在更大范围的文化中受到广泛认同，是语言、概念和牛顿式机械科学范畴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假设，如务、因果关系、可预测性、控制以及其他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商业领袖们使用他们那一套语言来做出分析，勾画未来图景，这套语言涉及市场力量、市场预测、因果链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XX会如何反应”）以及“最好可能”的行动和解决方案。牛顿式商业范式的核心特征是权力与控制。效率是其核心价值之一。
（牛顿）
如果我们想改变结构和组织的领导力，我们要在这个基本范式的层次做出转变。我们必须改变思维背后的思维。想要启动真正的变化的领导者必须首先保证，必须要意识到他们将跳出原有的范式行动。他们必须理解现有范式的起源和性质，其对管理的影响以及它的局限。领导者必须能够感觉到其他的范式，或是感受到两种范式边缘之上创造性的兴奋感。他们必须学会从根本提出新问题，使自己置身想未能和视角类别都不相同的环境中，必须从根本的角度看清自身、世界、人类关系和他们的公司。
如果领导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可以改变房间，而不是把房间里的旧家具东搬西挪，换汤不换药。改变房间意味着看到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的可能性，并将其付诸实践。我将这种全新的组织形式称为量子组织。而构建这种新的组织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竭尽大脑的能力去思考，这意味着要擅长三类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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