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题】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减税降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尤其是煤炭、钢铁、水泥等矿业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方面是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下滑，以矿业为代表的各大行业普遍陷入困境；一方面是矿业行业税负负担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形势的恶化。

当前经济新形势下，在推进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攻坚战中，如何为实体经济尤其是矿业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促其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代表委员们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减轻企业税负，改善政企关系。

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几年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清费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近4年来我国宏观税负依然维持在29%左右。

事实上，我国自1995年开始，宏观税负就一路上升，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之后宏观税负加快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宏观税负增长非常迅速。有关数据显示，2011～2015年，这一数值从19.4增长到29.1%，增长近10个百分点。

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口径，2015年和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后三者均为2013年数据）。

对这样的结论，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样的宏观税负比例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方式，与我国财政四本账以及非税收入比重较高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不具备实质性比较意义。

“我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我国的税负水平大概在30%左右。评价总体税负是否处于合理水平，主要看是否适应我国目前经济转型的阶段。目前总体税负处于合理水平，不过，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张连起说，“一是制造业税负偏高；第二是非税收入过大。特别是各地地方政府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这个比重比较大。现在各地非税收费五花八门，我们的研究小组去年底对3000家代表性企业财务报表进行测算，盈利只有5.2%。有的企业缴纳政府性基金和非税收费100多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诞认为，宏观税负只是一个平均数，它的意义在于反映税负变化趋势，却并不能说明税负高低。“十三五”期间预计中国宏观税负将稳定在29%左右的水平。宏观税负背后的关键，是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否能让老百姓满意。 

”中国企业的税负在全球来看还是偏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表示，这几年来，企业的税负比较重，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税负，应该给实体经济企业减税。他认为，对于竞争不充分的垄断性行业、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税收可以适当增加；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应该减税支持。

据了解，当前我国企业需要上缴的税费种类多、税率高，企业除了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之外，还有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其他附加税等等。如果是矿山企业，还要缴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

实际上，我国企业普遍感觉到税负负担过重，除了显性的税费外，还有更多地方政府征收的隐形缴费项目。此外，我国企业还要承担员工的五险一金，而且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左右。需要注意的是，五险最终形成了社保基金收入，而社保基金收入也是宏观税负大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我国社保基金收入为4.6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139%。这对企业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在矿业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矿业报记者在一些铁矿山企业采访时了解到，不包括五险一金支出，企业的整体税负在25%～30%左右，与国外的铁矿山相比，生产的铁矿石虽然成本高、品位低，但企业税费却还要高。去年国务院虽然降低了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但收效甚微。而且有些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征收过程中，由按矿石量计征变为按铁精粉计征，变相增加了资源税。

作为来自矿山企业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辽宁本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包紫臣对铁矿山沉重的税负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对半成品增值税应该按13%征收，但因前几年铁矿山经济效益好，增值税由13%提高到17%。现在铁矿山效益不好了，许多已亏损到不得不关门了，可增值税还没有下调到原来的13%。另外，还有资源税，也占了很大比例，让铁矿山企业不堪重负。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露天铁矿山的大型采挖设备和运输车辆，虽然只在矿区活动，但燃油税改革后，却一直按在公路上行驶的设备车辆征收燃油税，无疑进一步加重了矿山企业的经济负担。本溪钢铁公司的几大铁矿石，每年仅此一项就要缴纳税费数亿元。

毫无疑问的是，2016年的减税降费，对企业尤其是矿业企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多多的一年。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将采取3项举措来减税降费。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对矿业行业而言，绝大多数不属于小微企业，而且增值税抵扣的项目不多，这3项举措对正处于危机关头的矿业企业可谓是雪中送炭。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这对那些从量计征、品位低的金属矿山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要对企业“放水养鱼”，使企业轻装上阵，不要让企业成本过大，以至于不堪重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逐渐降低非税负担，这是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张连起认为，中国在税收和非税收入方面的减负还有空间。

实际上，我国已开始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和降低税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稳定税负”。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就是实行减税政策，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将成为最大减税亮点。 

王广谦认为，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必然下降，不可能再保持两位数增长。并且如果政府收入增长较快，那么居民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就会下降。另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供给侧改革还要减税，减税是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点是降低企业成本，所以减税是必须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减税的一个重要方面，消除了重复征税。”张连起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沙振权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税。他表示，供给侧改革想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但是当前我国企业身上背负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这使得企业对内无法持续性地进行创新投入，对外则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因此，他建议，要减轻税费负担，为中小微企业“减负”。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建议，在已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企业减税力度，提振企业家信心和发展动力，调动企业家投资实业的积极性。

而对减负呼声最大的还是矿山企业。辽宁本溪市、抚顺等铁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民营铁矿山比较多，这几年来90%以上的民营铁矿山相继关门，其税负过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民营铁矿山企业来说，只要能保本经营，我们就会维持生产。而现在因为税负过重，一生产就亏本，那只有关门大吉、一了百了了。”本溪市一名民营铁矿山老板颇感无奈地说。

”从巴西、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都实行了零关税，而对国内的铁矿山企业却依然征收这么高的税费，这怎么利于公平竞争，又怎么能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包紫臣说。

 而因税负过重致使国内铁矿山企业倒闭而造成的后果更不容小觑。“现在国际铁矿三巨头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不惜降低利润空间来挤压国内铁矿山，目的就是要把国内铁矿山企业挤垮，进而再垄断国内铁矿石市场。一旦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完全控制了国内的铁矿石市场，那铁矿山价格上涨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对中国的铁矿石资源保障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中国的钢铁及铁矿山行业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行业协调与战略研究部主任柏林霖忧心忡忡地说。

 政府部门减税清费，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为企业营造宽松环境，助力企业尽快走出低谷，而企业也应该充分用好用活各项扶持政策，深挖潜力，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在多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的严峻形势下，应构建和谐政企关系，共克经济时艰。”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徐钧健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倒闭，政企关系趋于冷淡甚至恶化，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共渡难关，需要营造和谐政企关系，以此减少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和谐政企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徐钧健说，企业，一头连着国，一头连着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企业，背后是几十、几百、几千个家庭；企业安则国家安，百姓安；企业兴，则国家兴、社会宁；折腾企业，则国力弱、百姓苦。因此，和谐政企关系，特别是和谐政府和承担着大多数就业群体的民企的关系，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抓手和基石。

 而习近平总书记3月4日在看望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无疑为如何构建新型的政企关系指明了方向。他说，“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潮水有起落，经济有起伏，这是常态，经济繁荣期，你好我好大家好，经济调整期，你难我难大家难，这时，共苦就显得十分宝贵。”徐钧健说，GDP快速增长期，企业效益好，政府收支应该增加，来点锦上添花不要紧；GDP增速下降了，企业效益下降了，政府的收支也应下降，企业开始过苦日子了，政府也应过苦日子。虽然不少地方政府在努力减税费，但通过增加企业负担，保财政收入、社保征缴超常规增长也不少，锦上添花甚至形象工程的投资也还有。

事实上，能“共甘”不能“同苦”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的地区，这几年随着经济下行和矿业形势的不景气，地方财政收入锐减。政府为了保工资、保民生投入，甚至不惜为了形象工程，依然“靠矿吃矿”，变着法让矿山企业出钱。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自身经营原本就困难，银行又拒贷，可还要不断拿出真金白银给地方，企业又如何承担得起？结果只能是要么企业破产关门、一走了之，要么是企业与地方水火不容、关系紧张。

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如果政企关系融洽，企业生产经营形势好、效益增加，那地方收入也会随之增加。沙振权说，“现在减税是为了以后的增收，一旦供给侧能够活起来，经济这块蛋糕就会越做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沙振权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税。他表示，供给侧改革想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但是当前我国企业身上背负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这使得企业对内无法持续性地进行创新投入，对外则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因此，他建议，要减轻税费负担，为中小微企业“减负”。

徐钧健直言不讳地说，企业在哪里落户，要精挑细选；企业选择在一个地方落户，一定是因为具备了生存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企业一旦落户，当地就是企业的根，政府的允诺，就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政府的支持，就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依靠。中央一再要求政府换届规划政策不变，但在地方，政府换届，领导换了，理念、思路、规划、政策还是经常跟着变，虽然许多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求变的同时，要照顾到企业的难处，需要政府一如既往地遵守承诺和约定，不能让企业手足无措，甚至走投无路。

”政府还要能为企业排忧解难。”徐钧健说，企业从开办到经营，再到重组或者歇业，始终处于政府的服务和监管之中。服务得好，监管得好，企业就如鱼得水。商场如战场，商机如流水，经营成败，企业生死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迟到的服务等于没服务，不合理的监管等于不公正。

谈到如何和谐政企关系时，徐钧健建议，一是畅通沟通渠道。缺乏沟通，容易导致不和谐。政府所思所想，要了解企业的所思所想，因为企业家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一线，对市场和需求的感觉更为贴切、直接。譬如，五年规划的制定，要更多听取企业家的意见。企业家走进中南海起到了示范作用，各地各级政府，也要建立经常和企业家沟通的固定联系制度。二是画好行为跑道。政府对企业负有服务、监管双重角色和功能，过分生疏，不利于服务；过分亲密，不利于监管。因此，政企关系既不能情同手足，也不能形同陌路；官员和企业如何互动，一要严守党纪国法，二要考虑社会文化习惯，这就要制定界限清晰的行为规范，既避免越轨出界，也避免铁板冰冷。三是透明办事通道。暗箱操作，容易导致不和谐。政企关系不和谐还源于办事过程的不开放、不透明。腐败多发、潜规则横流，往往和内幕交易、外部监督缺失有关。和谐政企关系，需要以法制和市场通行规则为“天条”，保证政府企业互动过程的透明和被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