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气候环境变化乃至国家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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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发展，我国建成了包括能源、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及建材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矿业及其原材料加工工业体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对全球矿业发展举足轻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个矿业小国发展成为矿业大国。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矿产173种，其中能源矿产13种，金属矿产59种，非金属矿产95种，水气矿产6种，已发现具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62种。
1949年至2016年，我国煤炭产量从32万吨增长至33.64亿吨，石油从7万吨增长至2亿吨，天然气从700万立方米增长至1368.3亿立方米，铁矿石从59万吨增长至12.8亿吨，十种有色金属从1万吨增长至5283万吨，黄金从4吨增长至453吨，并且我国已经连续几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黄金生产国。我国主要矿产品产量成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增加，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众所周知，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大、人均少、禀赋条件差，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位居世界第53位。我国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7.5%。即使是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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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资源存在两大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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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
我国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矿种超过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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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赖的地区比较集中。
我国进口的原油中，约45％来自中东地区，32.5％来自非洲，8%从俄罗斯进口（中石油每年通过中俄原油管道1500万吨原油），3.5％来自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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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我国正面临着资源保障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有坚实的资源支撑，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越来越大。而国内资源特别是大宗矿产供应日益紧张，资源约束趋紧。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观念落后、管理不善、技术落后、粗放经营、过度开发，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水资源需求告急等问题接踵而至，生态环境欠账很多，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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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围堵我国资源能源运输线
我国从非洲、中东及南美、北美及澳大利亚获得的矿产，特别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资源能源，超过90％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最窄处仅有2．4公里的战略咽喉通道，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困局。在现今海洋运输线基本上为美国控制的情况下，非常情况下如何破解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保护我国海洋运输线与资源能源生命线，是一个迫在眉睫且必须破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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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阻挠我国企业走出去
据路透社报道，前几年，面对利比亚动荡和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惟一的选择就是停止在利比亚的油气生产作业，封存了有关设备，并从利比亚撤离了所有的391名中石油的员工”。利比亚、苏丹局势动荡对我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只是暴露了我国海外能源安全问题隐患的“冰山一角”。
最近，也就是5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有人说，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是放飞了推升全球油价的那只“蝴蝶”，也振动了“蝴蝶的翅膀”，全球原油市场有可能将迎来新的市场波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能源问题是各国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抓住了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顺应世界能源发展大势，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革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从根本上保障国家能源长远安全。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务实开展能源国际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开创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共享新格局，推动形成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巩固境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拓展煤炭、电力、能源加工转化等领域产能合作，带动核电、水电、清洁燃煤火电等装备和服务“走出去”。继续推进跨境油气管道建设，加快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强区域能源安全协同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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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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