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香山县的设立，构建了珠江口西岸区域行政统合的历史根基。南沙与澳门虽分处珠江口不同节点，却在长达七百余年的历史中共享香山县行政辖属关系，这一渊源植根于岭南滨海开发的历史进程，是地理关联、经济互补与海防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香山县志》《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汉文文书）等史料，追溯香山县从镇升县的演化轨迹，厘清南沙（含黄阁、大鳌沙等区域）与澳门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具体辖属细节，剖析 “香山同属” 背景下两地在生产生活、民俗信仰、族群交往中的深度联结，揭示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地缘认同的历史基因。

关键词

香山县；南沙；澳门；行政区划；历史渊源；广府文化；珠江口

一、香山县的设立：珠江口西岸行政统合的历史根基

香山县的行政渊源可追溯至唐代，当时今中山、珠海、澳门及南沙部分区域属东莞县管辖，设香山镇，因 “地多神仙花卉” 得名。北宋时期，珠江口西岸泥沙淤积加剧，海岛逐步与大陆相连，滨海聚落增多，原有的镇级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区域发展需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经东莞县令姚孝资提议、进士陈天觉倡导，朝廷批准将香山镇从东莞县析出，升格为香山县，同时割入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地域，隶属广州府，县治设于石岐（今中山市石岐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首次将珠江口西岸分散的滨海聚落、海岛纳入统一行政体系，辖区涵盖今中山全境、珠海大部分地区、澳门全域及南沙部分区域，形成了 “跨海岛、连大陆、涵括滨海要地” 的行政格局，为南沙与澳门的同属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香山县的设立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珠江口西岸开发的历史趋势。宋代以来，中原移民持续南迁岭南，为滨海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与围垦技术，南沙的沙坦围垦、澳门的渔港开发同步推进，亟需统一的行政机构统筹水利建设、赋税征管与海防安全。同时，珠江口作为海上贸易要道，海盗袭扰频发，将南沙、澳门等滨海要地纳入同一县域治理，有助于强化联防联控，保障海上通道畅通。明清时期，香山县行政建制持续稳固，虽历经迁界、复界等波折，但对南沙与澳门的核心辖属关系始终未变，直至近代行政区划调整后，这一历史联结仍深刻影响着两地的文化认同。

二、南沙与澳门的辖属细节：香山县治下的地域关联

在香山县存续的七百余年里，南沙与澳门不仅同属一县管辖，其核心区域的行政归属更有着明确的史料佐证，呈现出 “全域统合、分区治理” 的鲜明特征。

从澳门地区来看，其全境自宋代起便纳入香山县辖境。宋代至明代初期，澳门属香山县恭常都管辖，为珠江口外的渔港聚落；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入居后，澳门成为中国领土上的特殊居留地，但行政管辖权仍属香山县，清政府通过设立县丞、派驻官员、征收地租赋税等方式行使主权。《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汉文文书）中，大量留存着香山县官员处理澳门司法案件、贸易管理、海防事务的公文，如 “香山知县许敦元派差押解汤亚珍案凶犯受审” 的签文、“香山县官员将海盗缉捕斩决并在澳门枭示” 的官谕等，直接印证了香山县对澳门的有效管治。直至 1849 年澳葡当局逐步夺取管理权，香山县对澳门的行政管辖才实质性中断，但历史上的辖属关系已成为两地不可分割的地缘印记。

南沙地区的辖属关系则呈现 “分区域逐步纳入” 的特点。南宋香山县设立之初，今南沙区黄阁镇便从东莞县析出，正式归入香山县版图，元代改称香山县黄旗都黄旗角村，成为南沙地区最早纳入香山县管辖的核心区域。明代以后，随着珠江口泥沙淤积加剧，南沙浅海丘陵洲岛周围形成大片沙坦，行政辖属逐步明晰：界河以西的大鳌沙、沥心沙、缸瓦沙等区域持续隶属香山县；界河东北的南沙街道、万顷沙、大虎岛、小虎岛等虽曾属东莞县，但在水利治理、海防协作等方面与香山县保持高度协同，民间交往亦归属于香山文化圈。这种 “核心区域直接辖属、边缘区域协同治理” 的模式，使南沙与澳门在香山县治下形成了 “同县共治、山海相依” 的地域格局，共享一套行政规范与治理体系。

清代，香山县对南沙与澳门的管辖进一步细化。南沙黄阁地区属香山县黄旗都，澳门属恭常都，两地均设有巡检司作为基层治理机构，负责户籍管理、赋税征收与治安维护。1925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南沙黄阁、大鳌沙等区域仍属其管辖，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行政区划调整后才逐步析出，但历史上与澳门同属香山县的行政渊源，已深深烙印在两地的地缘记忆中。

三、同属香山的文化共生：超越行政边界的精神联结

行政上的同属关系，成为南沙与澳门文化共生的重要纽带，使 “香山” 成为两地共同的文化符号，这种联结渗透到生产生活、民俗信仰、族群交往等各个层面，超越了单纯的行政区划范畴。

在生产生活方面，南沙与澳门同处珠江口滨海区域，“靠海吃海” 的生计方式形成了高度契合的产业结构与生活习俗。明清时期，两地民众均以渔业、盐业、航运业为核心生计，共享珠江口丰富的海洋资源与贸易通道。香山县衙统一规划沿海渔港与航道，南沙的黄阁港与澳门的濠江港同为县内重要的渔业与贸易港口，人员往来与物资贸易频繁，形成了 “渔盐互通、航运相连” 的经济网络。南沙的沙坦围垦技术、澳门的远洋贸易经验相互借鉴，两地渔民在渔具制作、捕捞航线、鱼类加工等方面形成共享技艺体系，生活习俗上均保留着广府滨海族群 “敬海、靠海、护海” 的传统，服饰、饮食、民居建筑风格高度趋同，为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民俗信仰方面，两地共享广府文化核心信仰体系，形成了 “同奉一神、同庆一节” 的文化景观。作为滨海族群的共同信仰，天后（妈祖）崇拜在南沙与澳门有着深厚根基，明清时期香山县境内至少建有十座妈祖庙，南沙黄阁的天后庙与澳门的妈阁庙（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形制相近、祭祀仪式一脉相承，均为当地渔民祈福避灾的重要场所。此外，南沙的黄阁麒麟舞与澳门的舞龙舞狮活动，在表演形式、节庆功能上异曲同工，均承载着驱邪纳福、祈福安康的文化内涵；两地的清明祭祖、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等传统节日，习俗流程高度一致，体现了香山文化圈的民俗统一性。这种信仰与节庆的同源性，成为两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族群交往方面，香山县的设立促进了南沙与澳门的人口流动与宗族联结。明清时期，香山县境内的广府族群为寻求更好的生计，频繁在南沙与澳门之间迁徙定居，不少宗族形成 “一族两地、宗亲相连” 的分布格局。澳门的不少世家大族，其先祖多从香山县内地（含今南沙黄阁地区）迁徙而来，通过宗族祠堂、族谱修撰维系着跨地域的宗亲联系。语言上，两地民众均使用广府方言，语音语调高度一致，民间谚语、俗语相通，形成了无障碍的交流环境。这种人口流动与宗族纽带，使南沙与澳门的文化基因深度交织，形成了 “方言相通、习俗相同、宗亲相连” 的人文格局，成为 “香山一家亲” 的生动写照。

四、历史回响：香山遗产与大湾区西岸的地缘认同

南沙与澳门同属香山县的历史，虽已随着时代变迁与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过往，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与地缘认同，仍深刻影响着当代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协同发展。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同属渊源印证了珠江口西岸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 的本质属性。香山县作为连接南沙与澳门的行政纽带，其设立与发展的历程，是中央政府对岭南滨海地区实施有效治理、推动区域开发的重要见证。如今，中山市石岐区的明清县衙遗址、珠海博物馆收藏的不同版本《香山县志》、澳门的妈阁庙与 “汉文文书” 档案，共同构成了南沙与澳门 “同属香山” 的实物与文献见证，成为两地民众寻根问祖、追溯历史的重要载体。这些历史遗存，不仅记录了香山县的治理智慧，更承载着两地共同的文化记忆。

从现实意义来看，“香山同属” 的历史为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文化融合与区域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如今，南沙作为大湾区几何中心，与澳门在科技创新、海洋经济、文旅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这种合作背后，正是 “同源同根” 的历史认同在发挥着隐性纽带作用。香山县时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商贸传统、协同治理经验，经过时代演变，已转化为大湾区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的发展理念，为两地在跨境交通、生态保护、文化交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精神动力。例如，南沙与澳门共同传承的天后文化，已成为两地文旅合作的重要纽带；而历史上形成的航运网络，如今已升级为大湾区西岸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持续服务于区域协同发展。

结论

南沙与澳门同属于香山县的历史，是珠江口西岸区域发展的重要篇章。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香山县设立，到近代行政区划调整，七百余年的同属关系，使两地在行政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信仰、族群交往等方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深度联结。这种联结并非偶然的历史叠加，而是地理关联、经济互补与海防需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为南沙与澳门留下了 “同源同根、同文同种” 的宝贵遗产。

今天，虽然行政区划已发生改变，但香山县所孕育的地缘认同与文化共生，仍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温这段历史，不仅能够厘清南沙与澳门的历史渊源，更能深刻理解大湾区西岸 “协同发展、融合共生” 的历史必然性，为当代区域合作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支撑，让 “香山同源” 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大湾区建设中绽放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