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摄影史话
林 启 生
西洋人的摄影术何时传入广州?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摄影术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现，并经香港传到广州。
广州摄影始于何时
广东最早出现摄影术是1846年。当时的湖南进士周寿昌在所著《思益堂集》第九卷“广东杂述”里,有这样的记载:“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人坐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指摄影机镜头的镜)，术人(指摄影师)以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围，用镜嵌之，不令泄光(即不使其露光)。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此处的镜，指经过显影、定影的玻璃湿片)。取影必展已时(指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必天晴有日”。这些记载，和摄影术诞生不久的使用的湿片拍摄是相似的。周寿昌是在1946年在广东看到摄影的，他在这篇记载的序言中写道:“道光丙午(公元1846年)薄游粤东，淹留三月，耳目所及间有撰述日记……。”1846年是鸦片战争后，摄影术这时传入广东、是可信的。
摄影术何时传入广州?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在《摄影杂志》第二期(广州摄影工会刊物，1922年6月15日出版),广州早期有名的摄影师邓肇初撰写《广东摄影界的开山祖》的文章，有这样的记载:“……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君……咸丰年间(公元1851至1861年)，侨居香港，三人合伙营油画业，店名宜昌。因摄影与绘画有关系也，慕之,合资操兵地一西人专授其术，时干片未出世，所授皆湿片法。学成各集资二百圆，改营摄影业，经营教载……乃分途谋进取，周留港，谢往福州，张则回省(广州)，设照相店于省之河南，亦以宜昌名，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至清代末叶，其店屹然而存……据我界一般论定，摄影界最先入粤者，当推此三人……”。在《摄影杂志》另一篇题为《广州摄影界之先觉》的文章中，亦称摄影术于清朝同治年间传到广州。文章说:“温棣南君，粤人，其父营业于本城大新街，业苏杭布匹，店名缤纶，常与外国人往来贸易。时有美国人自(香)港来省(广州)携有器械，欲摄取本城之风景者也，寄寓该店，棣南深慕之,求得其术,时在同治年间，干片尚未发明，所用者仅湿片与蛋纸而已。棣南学成后，即在本店开业,并以术授其兄。时安南(越南)收人头税，其兄乃往安南，专映此种人象，并在其地开业。南则留守本城，并分支店卫边街(今吉祥路)，亦名缤纶。和张老秋、温棣南在广州开办照相馆的同期，1861年有个外国人在五羊城里开了一间照相馆。当时广东著名学者张维屏、黄香石入室弟子的倪鸿，曾作 了一首 歌 以 记其事。这首歌收集在倪鸿的《小清秘阁诗集》里，题目为《观西洋人以镜取影歌》。在这首三百余言的诗歌里，作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看到摄影，是在“日影卓午初”的中午时分，外国商人将“一片先用 玻璃铺，徐以药水镜面敷，纳之木匣藏机枢，更复七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觇觎……须臾幻出人全躯”，而且“阴阳黑白分明俱”。这里描述的就是早期的摄影状况。
从上述文字记载可见，摄影术约在清朝同治年间(1862左右)传入广州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一是法国达盖尔于1839年首先公布“达盖尔法”，被国际公认为摄影术诞生的年代，和传入广州的年代是比较接近的;二是摄影术约在1847年左右传入香港，1861年开始有照相馆，而广州毗邻香港，来往频繁，摄影术1862年左右从香港传入广州看来是可信的。
广州早期的照相馆
据历史记载，1861年左右，张老秋在河南开设宜昌照相馆。1862年左右，温南在卫边街(今吉祥路)开办缤纶照相馆。1870年左右，广东南海人梁海初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开设芙蓉照相馆。根据现有资料，这是广州最早的照相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广州照相馆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大致分布为三个地点，即城内的卫边街(今吉祥路)，城外的十八甫和长堤一带。卫边街有荣昌堂、谢耀华等照相馆。十八甫有黎镛、民镜、容光、张南昌等照相馆。长堤有荣芳等照相馆及后来的先施公司映相部。这些照相馆之所以这样分布是有根据的。城内的卫边街靠近清政府的将军府、府台衙门、巡抚部院、藩司署和右都统府，专做清朝官员生意;城外十八甫地处西关，靠近十三行和沙面，包揽了西关富家子弟和沙面外国人的生意，长堤一带是“烟花之地”拍妓女相和水上居民相。早期的照相馆用映棚采光，一直持续了六、七十年。在1912年以后，广州许多照相馆还是用玻璃映棚采光的，这时曝光时间仍需二、三分钟。因此,拍摄时要用铁叉叉住后颈，防止头部摇动而照片模糊不清。尽管如此，摄影师在按动快门后，还要连续不断的
对被摄者说:“睇住啦，咪郁呀!”望着别动)。早期的照相馆，除了拍摄人像以外，有的还拍风景照片出售。如同治年间设在卫边街(今吉祥路)的缤纶照相馆，除映人像外，专制造铁边小镜架藏画，每日制出数百张，销路甚好。在1910年前后,广州的照相馆已相当发达,有些照相馆也很注意设备和布置。如十八甫民镜照相馆，其规模之大，被形容为“层楼叠阁、画栏雕栋、金碧辉煌、庄丽璀灿。”这时，照相馆的布景已非初期的仅有茶几花瓶了，更有大批服装可供顾客穿戴，如西装、旗袍、结婚礼服、鞋子、假发等。甚至连马师曾演粤剧《贼王子》的全套戏服,雉鸡毛也一应俱全，以便粤剧迷扮成贼王子拍照。直到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广州不少照相馆还备有大批服装、饰物的。
广州早期的人像摄影
西洋的人像摄影传入广州初期，当第一批照相馆挂牌营业时，一般人是不喜欢照相的，当时广州人有这样的一种风气:据说照相会把精神摄去的，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其不宜拍照，以免将好远带走。在封建迷信的毒害下，大概由于摄影可以摄去精神，既可以摄去好运，也会摄去“衰运”。于是，在清末民初，一般小市民在农历九月初九照重九“转运相”之风，盛极一时。许多贫苦的群众，抱着拍了照可以转运的信念，于重九那天湧到照相馆去。1920年间，十八甫黎镛照相馆在重九那天从早到晚要拍过千张照片。照这种相的人多是妓女、妾侍、女佣、自梳女等，她们都不要第一次拍的照片(因为这一张是要拍掉“衰运”的，而摄影师也往往不放底片，按一下快门就了事)。也有一些人抱着小孩子去拍照，据说可以将“病魔”摄去，从此少病痛。这种风气一直流行到抗日战争期间。
广州早期的人像摄影，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在照像馆、摄影棚内拍摄的单人像。这类像片有站立的、坐着的、全身的、半身的多种，多数以茶几、花瓶、时钟、茶盅等作陪衬物，背后配有各种布景或白布幛。如广州博物馆收藏的陈联泰机器厂创始人陈澹浦(1820-1876)半身像片，均属此类。、在工作场合拍摄的单人像。这类像片照得不多，传世的稀少，现仅发现广州博物馆收藏的《邹伯奇(1819-1869)观天象图》。这张像片摄取了晚清广东著名学者邹伯奇手持天文仪器在广州学海堂观察天象的情形，它是现存的反映广东学者从事科研活动最早的一张纪实照片。
三、请照像师来拍摄的“全家福"像及集会结社、组建团体的纪念像。现存广东革命志士集会结社最早的影像，是1888年所摄的《孙中山、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人集会商议革命及组织党事毕在香港合影》。清末民初，广东组建军队和举行集会已时兴照合影像。如刊登在《真相画报》上的《广东陆军全体欢迎第一届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回粤摄影图》,刊登于《大革命写真画》上的《广东北伐决死队合影》等，均属此类。
四、在工作现场摄取的集体人像。这些集体像，有些是摄影爱好者自备“快镜”在现场所照，有些是请照相馆派人来拍的。如刊于《时事画报》1907年第二期的《广东将弁学堂军乐队》以及《1910年商办广东省粤汉铁路总公司主要工作人员合影》均属此类。
五、“化装相”与“化身相”。清末民初，它在广东各地已很流行。“化装相”由照相馆准备各种戏装、西服及各式结婚礼服等，供顾客选择租用，化装打扮后照像。“化身相”主要靠巧妙多姿，变幻离奇的摄影特技，来引人入胜，讨人欢喜。
广州早期的新闻照片和专业摄影报道队伍
广州最早的新闻照片，是刊登在《广州时事画报》上。1912年,《广州时事画报》在广州复刊了，画报发行所设在广州第八甫六号。它是采纳原办报人潘达微“光复时事画报之议”而复刊的。原《时事画报》创办于1905年，至1911年停刊。该报是广东同盟会员最早创办的以石印绘画为主，新闻照片、时论、杂文为辅的一本鼓吹革命的通俗画报。复刊后保持了过去办报的宗旨。其内容、栏目、格调、版式等，均和早先出版的画报近似。
画报利用照相网日制版法,每期都刊出一定数量的时事插图与新闻照片。它以专栏、插页形式发表的图片新闻，花色品种多，制作精细，最吸引人为下列四种:
一是影印时代伟人和革命先烈的手书与墨迹。如画报刊登的民国元年孙文亲笔手书:幼吾幼--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义举也，书以为人道主义倡”。以及先烈赵 声的墨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均属此类。
二是表扬爱我中华、勤奋学习创业的各界人士。如画报曾以整版篇幅刊出“冯如君演飞机摄照”，并配合发表冯如的传记，以表彰他为创立祖国的航空事业,自制飞机，实地操演，不畏艰险，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是组织图片专稿，发表广东社会摄影新闻。如画报刊出“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幼稚班寝室”的内景照片和“怪胎图”。这是我国画报开拓摄影报道新题材、新体裁、新栏目的一项有益尝试，是画报面向社会基层、劳苦大众，首次组编发表的广州地方“摄影新闻”专稿。
广州最早的专业摄影报道队伍是“中华写真队”1912年,高剑父、高奇峰在广州组建了我国第一支专业摄影报道队伍--“中华写真队”,事务所设在广州长堤二马路。它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组成的一个报道创建民国和北伐战况的摄影工作队。他们采集摄影新闻材料，并且深入到广东北伐军中摄取战事进展情况。他们拍摄的照片主要提供在上海出版的由高奇峰负责编辑的《真相画报》发表。起初，“中华写真队”的事务所，就是《真相画报》的广东发行所。后来，袁世凯窃据政权，孙中山先生返粤，“中华写真队"事务所改称“真相画报粤局”，继续拍摄，提供各种新闻照片和经理画报在粤发行事务。
广州早期的业余摄影团体
广州最早的业余摄影团体，计有“景社”、“红窗社”、“白绿社”、“虹社”。由潘达微、傅秉常、刘体志、李崧组织的“景社”成立于1923年。据1929年5月1日出版的上海《天鹏》摄影杂志载:“国中影坛，光社矗起于北，华社崎立于南,粤之冷庐景社，亦卓然并雄，其人材之美，作品之精，皆为人所钦仰。…”由此可见，广州的景社与北京的光社、上海的华社，可以说是南北鼎足而立的，而且景社的摄影艺术作品，在国内影坛获得很高的评价。在上海《天鹏》摄影杂志三卷四号的卷首缀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潘君冷残(冷残是潘达微的画名)日冷道人，与李菘君同以摄影称雄粤东,……目与世界各国竟长争雄，日新无已，可不佩哉”。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景社”成立后。多次举办摄影艺术展览，有些作品还选送到上海参加“华社"举办的影展,《天鹏》摄影杂志曾连续刊登了潘达微、李崧的一些作品,《良友》画报1926年第七期以“画意诗情”为题，刊登了“景社”社员潘大施、罗植的四幅佳作。潘达微的摄影作品还参加国际摄影沙龙,并获得奖品。
由郑皓初、麦绍基发起组织的“红窗摄影研究社”(简称红窗社)成立于1935年。这年，上海的“黑自社”到广州举行摄影作品展览，广州的摄影界为了配合这次影展举行联展，并成立了“红窗社”。社址设在永汉路(今北京路)59号雅丽光照相店内。到1936年社员发展到五十余人，大多数是爱好摄影的学生、职工、教师、医生。该社经常组织社员出外猎影，并在长堤青年会、广东银行俱乐部、中山大学等共举办四次摄影作品展览。每次影展作品都在二百幅左右。该社社员梁祖德的作品“大众齐血汗”、刘凤五的作品“余者多少”参加1937年4月举行的全国第二届美术展览。
“景社”时代的摄影家刘体志是“红窗社”的中坚分子。刘体志从十二岁就开始学习摄影。以后在风光摄影方面获得较高的成就，曾于1934年间出版《美影集》。同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的《桂游雪鸿》摄影集中,亦收集了刘体志等的摄影作品,“红窗社”于1938年广州沦陷时就无形解散了。
与“红窗社”同时代的“白绿摄影学会”(简称自绿社)，是芳村培英中学师生的业余摄影团体，主持人是岭南大学毕业生、培英中学美术教员何铁华。“白绿社”曾出版摄影集《白绿影集》。这个摄影团体，当时曾拍摄羊城风光寄往国外，产生了一些影响。现任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名誉主席，柬埔寨归侨摄影家陆青山，就是在三十年代看了“白绿社”寄往国外的摄影作品而爱上摄影的。“白绿社”的中坚分子何铁华，曾于1935年随岭南大学日本文化视察团，赴日本猎影。回到广州后，在长堤青年会举办“铁华游日摄影个展”，展出摄影作品二百余幅。1935年9月出版的《摄影界》杂志。特别出了铁华游日摄影个展专号。
由刘凤五等组织的“虹社”成立于1936年。当时,“红窗社”的一些社员如刘凤五等，由于感到该社中水平相差太远，就“另起炉灶”，成立了“虹社”，经常在照相馆集会，探讨摄影艺术创作的问题。“虹社”曾拟举行影展,可惜当筹备工作就绪时,广州就沦陷了。
广州早期的摄影工会
1920年前后，广州约有三十间照相馆，从业人员三百多人。广州的摄影业在1919年组织同业公会--广州摄影公会。到1922年初改组为广州摄影工会，都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组织，而是劳资双方，所有从业人员都参加的一个行业工联组织。广州摄影工会成立后,就于1922年5月15日创办《摄影杂志》,积极传播摄影的科学技术，交流经验，并创办夜学部和讲演部。夜学部每晚向摄影业的青工和学徒传授技术;讲演部则每逢农历初五夜举行一次讲演，凡会员都有讲演和听讲的权利。
1926年初，广州摄影工会又选举李一坚、林礼庭、邓燕初、冯梦化、陈鸿筹等为新领导人，并由他们五人组成经济斗争委员会，于当年十月发动全市照相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罢工历时三个月零十天，在其他工会和广大工友的同情支援下，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签订劳资协议，到1927年春节前罢工胜利结束。
广州摄影工会罢工胜利后，将会址从潮音二巷迁到维新路(今起义路)高第街口，并立即开设摄影学校于一德西路，由工会拨经费，参加学习的青工和学徒四十余人，一律免费入学。当时担任学校讲课的有李一坚讲冲洗底片、冯梦化讲照片着色和放大配纸、邓燕初讲暗房制作和修相底、林礼庭讲室内、外摄影。当时，亦有一些摄影爱好者，经工人介绍参加了摄影学校学习。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一些摄影工会会员曾接应起义军，并参加了战斗，有些人还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屠杀工人的照片，可惜都已散失了。
(根据省摄影协会和吴群、王键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广州摄影史话(二)
林启生
广州早期的新闻摄影
1884年4月18日(清光绪10年3月23日)，广州出版了一种格调清新，别开生面的石印报纸--《述报》。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新闻图象报道。《述报》从创刊之日起，就紧密配合新闻报道，注重“绘图贴说”，即是重视发挥新闻图象的记实性特征，每天绘制一图至多图，与文字新闻穿插对照，利用新闻图片形象可视的优点来吸引读者，以加深读者对所报道的新闻的认识和了解。例如第二号上发表了法国把军用气球运到越南前线供战争使用的消息、同时就发表了《气球第一图》和《气球第二图》，在发表《各国博物会汇记》这篇文章的同时，又刊登了一幅《西国博物院》图。当时我国还设有把照相制铜版的设备和技术运用到报刊上，所以《述报》上刊登的图片新闻，是用人工将照片、地图等临摹描绘于石版之上印刷的。《述报》编绘选刊的新闻图象题材多样，有国内重大新闻，如《炮轰法舰图》、《江干试炮图》等;有国际要闻和国际见闻，如《法酋孤拔图》、《存问邻交图 》等;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新闻，如《医院被窃图》、《尼发僧奸图》等。这些图 象 描绘 精细，线条流畅，鲜明生动。清末，广州出版过多种绘图石印的画报。如1906年--1907年在广州发行的《赏奇画报》、《时谐画报》，但这些画报，都不如广东《时事画报》那样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广东《时事画报》创办于清光绪乙已年(1905年)，由潘达微、高剑父、陈桓等人主编，定为旬刊，十六开本，用连史纸单面石印，报馆及总发行所设在广州十八甫六十九号。画报在广州出版到光绪戊申年(1908年)二十三期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不久迁往香港，经谢英伯、潘达微、郑侣泉、何剑士等人努力筹划，于1909年初在香港复刊，坚持出版到宣统庚成年(1910年)才被迫停刊。六年来，《时事画报》在省、港两地约出版了130期。
广东《时事画报》的摄影报道取材广泛，内容多样，形式不拘一格，既有侧重，又兼收并蓄。既有国内各界人士活动的摄影，又有广东各地的风光摄影，还有广州的社会新闻摄影等;同时它还选辑了一些反映世界各国建设风光的照片，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广人们的见识。在刊出“电版”图片的同时，还附有翔实的文字说明，或有关的诗词传记，图文并茂，相互照应，既增添了人们的观赏情趣，又加深了人们对时人时事的理解与认识。广东《时事画报》重视时人时事摄影，每期增刊“电版”新闻图片。由于“电版”图片插页摄制精良，影象清晰，真实生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现仅将已发现的《时事画报》历年所刊“电版”图片的部分图目列举如下:
1907年的有:《现任、前任粤督像》、《广东将弁学堂军乐队》、《 广东旧贡院》、《秋瑾女士像》、《现任奉天巡抚唐绍仪》、《现任两广总督张人 骏》,《羊城谷埠 花艇旧址》、《东西得胜庙与白云庵》等十多幅。的
1908年的有:《中国陆军部之人员》、《留日广东海军学生》等多幅。
广州早期的风光摄影
1880年后，新的摄影技法和新的照相器材相继研制成功，市场上已买到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和新的感光材料，给风光摄影爱好者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广州地区的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创作了不少风光摄影作品。
1907年李汉祯为《实用映相学》一书写序时指出:“清末广东学堂大 兴，研 究 映 相之学者日益众、胜境通衢，随处见有从事摄影者”。而当年出版的《实用映相学》(周耀光编著)中，已有专门论述风光摄影如何取景构图，配置景局的段落:“夫同一景也、同一目也，视其原形,则为佳景,摄其影而视之，则非佳景者，不知配置景局故也。……山盘水绕、云树楼台，小桥系舟、人物分配、或飞泉、或曲水、或奇岩、形势若远若近、若大若小、若暗若明，视之，幽然而深，缭然而曲，俨然浮于纸面，如见真形，可谓之胜景者矣”。这表明清末广州地区的风光摄影，已露头角。
广州地区的风光摄影作品，多半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只有少数流传到国内外，被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专家学者收藏。如美籍华人、历史照片收藏家刘洪钧，就收藏了1870年前后香港华芸照相馆摄的《广州沙基大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广州越秀山麓的镇海楼》等照片，都是构图完美，色调鲜明的精品。而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广州三元古庙--平英团的临时司令台》,《番禺石井乡，平社学大门》、《番禺沙梨园东平公社》等照片;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仁 风 社 学》、《和风 社 学》、《兴 仁 社学》、《西湖社学》、《观澜社学》外景及《番禺石井乡石桥》等照片，更引人瞩目。它们再现了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组织“平英团”抗击侵略者的指挥中心，以及各乡团练组成“社学”，坚持武装反侵略的战斗场所。它们让历史资料作证，以景象记事传情，使人对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战斗的先烈们产生怀念之情。
广州早期的风光摄影作品被广州报纸、画报选中刊出的只有几幅，但却使广大读者开眼界、长知识、赏心悦目。如1907年7月11日和13日，广州《国事报》刊出了《陈白沙先生贞节堂》(在新会县白沙村),《陈白沙先生碧玉楼》(在江门市)两幅照片。它们以明代广东学者陈献章一生“事母至孝”，“不求仕进”，“终身在乡间讲学”的高尚节操，让后人景仰。又如《时事画报》1907年第4期刊出的《广东旧贡院图》，第7期 刊 出的《羊城谷埠花艇旧址》两幅风光照片，使人们目睹广东贡院的独特建筑风格与布局，看到封建科举考试场所的真正模样;又使人探寻珠江水上游乐场地的种种设施，想起谷花艇的变迁经历。由此可见，报刊发表的这些风光图片、既有摄影艺术欣赏价值，又有研究参考价值。
在清末，已有人拍摄反映广东发展文教事业，兴办高等学堂的专题照片。这些照片经过放大装裱，送往西欧参加国际博览会展出。据《上海杂志》第8卷第10号报道:1911年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中国作品被评为“优等奖”的共七十九件，其中就有广州光华医学堂和广州优级师范学堂送展的照片，可惜这些照片都已散失了。
广州早期的体育摄影
清末民初的广州体育摄影报道，数量虽少，但却光影毕现，耐人寻味，展示了那个时代岭南体育运动初兴的模样、特点和风采。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广学务处”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广东 省 大 运 动会”，到会的有广东47所学校的师生及体育代表队，当时学务处曾组织专人手持“快镜”，在现场采访拍照。将运动会隆重开幕，各校代表整队入场、红十字会人员准备入场救护、赛跑、竞走途中的情景和岭南中学获奖运动员、绣有双龙戏珠图的奖旗--“光绪三十一年两广学务处大运动会得胜旗”等，一一摄入镜头，这是我国早期运动会纪实摄影的代表作。民国初年，广东的民众体育运动有了新发展。这时期广州的体育摄影报道、较集中的发表在1912-1913年上海出版的《真相画报》上。其取材内容，报道重点，主要有三项:
一是表扬广东体育先进单位和传播体育摄影新闻消息。如该报11期刊出的《广州岭南学堂之游艺会》成组照片，表现学生们在校内运动场上“跳高”、“跳远”、“持 竿跳高”及“兵式操”的情景。
二是系统介绍“广东男女学生大运动会”的举办盛况。画报在第10期用三个整版的篇幅，详细地介绍这一运动会的竞技实况。一版刊出“广东教育司之运动场”及“女学生之上学竟走”比赛情形照片5幅，二版刊出“女学生之2人三足竟走”“女学生之提匙竞走”、及“浣衣竟走”比赛情形照片4幅，三版刊出运动会的“男女红十字会员驻扎处”，“女子体育学校之学生”，“女子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之柔软操”、“男学生之徒手竞走”等照片5幅。
三是图文并茂披露我国参加“第一次远东运动会”的始末。1913年2月，“第一次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举行，我国首次选派运动员出国参赛，取得优良成绩。画报在第17期以“东亚运动会第一次大会记”为题，一版刊出“大运动会会场之全景”和荣获“走跳远”比赛第一名的广州南武学堂学生陈彦。
广卅早期的农民运动摄影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摄影，多数发表在广州出版的，由共产党员张太雷、邓中夏、彭湃、阮啸仙、王一飞等人主持的《人民周刊》、《工人之路》、《中国农民》、《农民运动 》《《犁头》《革命军人》等报刊上。时隔半个多世纪，这些摄影作品损失不少，但至今尚遗留下来的仍有近百幅。主要有下列五方面:
(1)反映孙中山、廖仲恺热情扶助农工和广东农民深切悼念廖部长的。现存照片有《农民自卫军出发韶关前廖部长演说时摄影》、《廖部长遇刺后遗容》、《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会公祭廖仲恺部长》等。
(2)反映广东各县农民纷纷组建农会和成立农民自卫军的。现存照片有《1924年成立的广东花县农民自卫军》等。
(3)反映广东各县农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革命斗争的。现存照片有《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力争市长选举权》、《农民自卫军出发行经广州市区》等。
(4)反映农民协会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现存照片有《广东省农民协会外景》、《广东省农协举行庆祝工农联合大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 学员毕 业摄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在野外进行军事训练情形》等。
(5)反映广东农民状况及悼念农民运动死难烈士的。现存照片有《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执委会委员长林宝展烈士遗像与事略》等
(6)反映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的。现存照片有《1927年12月1日，海丰县人民在红场庆祝海丰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海丰全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合影》等。
广州早期的摄影展覽和摄影比赛
摄影术从1862年左右从香港传入广州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提高，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的摄影展览和摄影比赛开始活跃起来，兹分列于下:
1926年，广州“精武体育会”下设摄影组，组织会员学习映相，并于会内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潘联锐就买了一部矮克摺叠式摄影机(105mmF4.5)，加入精武体育会摄影组活动，有些作品参加影展。
1926年，“景社”的潘达微、李崧、傅秉常、刘体志、詹菊似、潘大施、罗植等人常在小北倚云别墅及宝光照相馆内聚会、展出各人的摄影新作，互相切蹉影艺、并推荐
部分作品供穗、沪两地报刊选用。1928年4月，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爱好摄影的教师们，在广州举行首次学校摄影作品展览。行方写的《影展快讯》说:“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于本月五日开二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展出校内各教授之作品，分国画、洋画、摄影、工艺四大类。其中摄影一室占地最多，内容亦最丰富，除陈列该校教授作品五十余幅外，还有学生家长2人参加，当时参展的教授有陈希谢、胡吾初、陈丘山，吕化松等人。
1928年10月出版的《天鹏画报》第22期，刊登“广东著名摄影家冷道人，近来上海，携来摄影作品甚多”，将参加“此届华社作品展览”的消息，并选登潘冷 残 摄的《晓汲》《篱落清秋》两幅佳作。以后又陆续在各期发表潘冷残摄的《非心非物》、《尘影倥偬》、《淡烟微日雨初晴》等作品，并赞扬他取材写意“脱尽时俗，别具心得”构图、章法“奇而迈思，化膺为神，因木为巧”
1931年，广东的摄影名流和摄影爱好者参加美国柯达公司举办的“世界摄影大比赛”，名列榜首，夺得第一奖。
1933年2月，在广州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分设美术、摄影、武备、农业、工商、民俗、古物、市政、教育、革命纪念物等陈列馆，在几个会场同时展出。其中摄影馆与工商馆会场同在越秀山，门前搭有彩楼。摄影馆由菊似任主管，刘体志、罗植、林伯钧、邓雪峰、张敬熙任设计委员。摄影展品分艺术摄影、标本、广告图案、本市名胜建筑，人像，X光摄影，十九路军抗战摄影等类，共计六百余幅，分在六室陈列。展览会还编印摄影作品目录，分送广大参观者。又选留菊似，刘体志、邓雪峰、罗植、吕化松、伍千里等人的参展佳品二十四幅,制版编入《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的纪念会刊中。
1934年，广州举办学生摄影比赛。各校参赛的学生共93人(其中大学生25人，中学和其他学校学生68人)，共收到照片217幅，评判员为刘体志、梁安民、胡启、刘荫孙、冯贵平、吕化松、伍千里等七人。比赛结果:“岭南大学宋德钧的《时代之轮》得第一名，中大附中王琴的《田间》得第二名，大中中学谢瑞甫的《形影》得第三名。1935年，广州市名胜风景摄影比赛。6月1日至12日在广州市中山图书馆进行评比并展出，评委由刘体志、伍干里等人担任，这次比赛共设特等奖十名，优秀奖四十名。比赛揭晓:获特等奖第一名是麦绍基，奖工务局长捐赠的象牙雕刻一座;第二名刘风五，奖教育局长捐赠的银鼎一个(上刻“风景长存”);第三名叶天如，奖公安局长捐赠的银杯一只(上刻“摄影奇才”)。
1935年夏，在长堤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何铁华游日摄影作品展览”，后来，还送到上海及华东、华北几个城市巡回展出。
1936年春，在长堤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何铁华北游摄影个展”，作品达200余
幅。
1936年12月3日至5日，在长堤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沙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展出作品共114幅,(其中“纪念鲁迅先生26幅，国防前线南澳岛20幅。风景、静物、图案16幅，劳动人民生活52幅)。尽管展出时间只有三天，但在舆论界却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民国日报》《越华报》和《南国青年周刊》等均发表述评，表示赞赏。1937年初，举办张祥凝旅游山西大同云岗影展。张祥凝是广州大学学生，他看了《何铁华北游摄影个展》后深受启发,即北上去山西大同云岗观光，拍了一套云岗石窟艺术，归来即办“云岗影展”，作专题展出。
1937年4月，举办“第二次全国美展”，红窗摄影研究社的梁祖德拍的《青灯静夜独 凝思》、《新建筑》、《巾帼英雄》、《无题》、《大众齐血汗 》，雷鲁萍拍的《日中》、《人像》、《渔》、《倾斜》、《静物》，刘风五拍的《余者多少》和麦绍基拍的《都会早晨》共十二幅佳作入选展出，并被载入《广州美术--第二次全国美展广东作品专刊》中。
1937年5月下旬，举办赵澄历年所摄作品展览，展出作品近百幅。
广州早期的摄影著述
清末，在广州研习摄影的学者和有著作的，主要有邹伯奇和周耀光二人。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县北冲乡人。一生从事多种学科的研究，邹在研制摄影之器时，聪敏过人，博采古今中西学说，“制器精巧、与西人所谓重学、光学、化学相连”，而能“深明其理”(《南海县志》壬申继修版邹氏传)。
邹伯奇研究摄影学的著作，刻印出版的有二:一为《格术补》，是论述我国古代学者有关光学原理定义，着重探讨各种透镜问题的专著，其中附有透镜计算公式，并谈到望远镜、显微镜的制法，为研制摄影镜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设计依据。此篇收入《邹征君遗书》中,手稿存于广州博物馆。二为《摄影之器记》，是介绍制器经过与应用情况的文稿。邹说受宋代沈括的光学定律启发，根据“前壁开孔，影承后”的道理，反复思索试制木箱，箱后覆以白纸或乳白玻璃，箱前开孔，安装透镜，名曰“摄影之器”，用此“以显迹象、复引至图画极之测量，通之仪器，岂不快哉”。邹造此器承 受 前 人启迪，又凭个人琢磨实验，主要用于显象、描图和测绘。此篇收在《邹征君存稿》中。他自制的“摄影之器”，实物一直保存到 抗 战 初 期，后被人借 去“展览”，就 此 失 踪了。
周耀光，广东开平人。编著《实用映相学》一书，经岑锡祥参订，于光绪丁未年(1907年)由粤东编译公司印刷，广州致用学社发行。这是在广东最早铅印出版的一册通俗实用的摄影教科书。此书的发售,受到广东教育界和摄影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宣统元年(1909年)，它被推荐为广东优良教育出品之一，选送参加南洋第一次劝业会陈赛。在预展评审时，曾荣获广东提学使司沈提学史颁发的二等银牌奖，“以昭奖劝”。宣统三年(1911年)春，该书再版时即在封面里页，加印了发给耀光的奖凭字样。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摄影专业社团，学习摄影理论，出版摄影书刊、研究摄影技能的人日益增多。此时，广州的一些摄影家集结在穗、泸两地，参与摄影著述和教学的及摄影器材改 进、技艺研究等项工作。其中成绩显著，奉献最多的，要数陈翰屏、陈公哲、张雨苍、欧阳慧锵四人。现将此四人的摄影著作，简单介绍如下:
陈翰屏，广东新会人。他著述的《摄影术讲义》一书，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首先由广州民生日报社刊印发行。此书除讲述摄影原理、镜箱性能及暗房操作外，还介绍摄影实践经验，有谈论“人物之摄影”、“动物之摄影”及“实景之摄影”等章节。陈公哲，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撰写《摄学测光捷径》一书。此书是他多年来研究摄影测光经验的总结，他经过反复验证，找到了一条摄影测光捷径，设计制成测光比较对照表，介绍其使用要领，供摄影爱好者拍照测光参考。
张雨苍，广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回粤后专门从事摄影撰述、教学和编辑工作，曾任广州摄影工会评议部评议长、编辑部主任，及广州博文美术学校夏令摄影专修科教师等职。他在1922至1923年，接连自费出版了三部摄影专著，供广州摄影业的工友们阅读参考。一是《摄影制版药品大全》，定价一元六角，由广州十八甫“民镜”总代售。二是《魔法的摄影术》，定价一元六角，由广州十八甫正街“艺术”总代售。三是《葺相底法》，定价一元二角，由广州十八甫“石经堂”代售。张雨苍编译、撰写的摄影文稿，在当年广州摄影工会出版的《摄影杂志》上发表的，就有《摄影术略史》、《风景摄影法 》、《印画纸发明史》《底片加厚之化学的变化》、《底片发生霞气之理》等多篇。
欧阳慧锵，广东新会人。他在1923年4月出版了有艺术特色的《摄影指南》精装本，同年6月再版,1926年9月又三版发行,由上海宝记照相馆总经销，上海永安公司、扬子影片公司代售，此书的特色，一是专为研究艺术摄影而作，着重探讨摄影造型艺术的技巧技法，而略去后期暗房技术，显印放诸法。二是选刊了作者拍摄的“模 范 图画”28幅，均属艺术摄影。
(根据吴群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