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万历元年（1573 年）新安县的设立，奠定了珠江口两岸区域行政统合的历史基础。南沙与香港虽隔海相望，却在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同属新安县管辖，这一行政渊源并非偶然，而是地理亲缘、文化同根与海防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新安县志》及行政区划史料，追溯新安县从宝安县演化而来的历史脉络，厘清南沙（含龙穴岛）与香港在明清时期的行政辖属关系，剖析 “新安同属” 背景下两地的文化共生与社会关联，揭示粤港澳大湾区地缘认同的历史根基。

关键词

新安县；南沙；香港；行政区划；历史渊源；广府文化

一、新安县的设立：珠江口行政统合的历史必然

新安县的前身可追溯至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设立的宝安县，隶属东官郡，其管辖范围已涵盖今深圳、香港、东莞南部及南沙区域，成为珠江口东侧最早的行政建制之一。唐至德二年（757 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管辖区域沿续前代，南沙的丘陵洲岛与香港岛、九龙半岛一同纳入其行政版图，这种辖属关系历经宋、元两朝未发生根本改变。

明朝建立后，珠江口海防形势日益严峻，倭寇袭扰与海盗劫掠频发，原东莞县管辖范围过广、治理难度较大的问题逐渐凸显。为强化海防管理、保障沿海民生，明万历元年（1573 年），朝廷决定从东莞县析出部分区域设立新县，取 “革故鼎新，去危为安” 之义，定名 “新安县”，县治设于南头古城（今深圳市南山区）。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新安县隶属广州府，管辖范围包括 “今深圳市大部分地区、香港及珠海市万山群岛一带”，辖区总面积达 3076 平方公里，形成了 “跨珠江口两岸、涵括山海要地” 的行政格局，为南沙与香港的同属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清初，新安县曾因迁界政策短暂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1669 年）迁界令废除后复置，行政辖属关系得以延续。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通过《南京条约》（1842 年）、《北京条约》（1860 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 年）陆续将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割让或租借予英国，新安县对香港的行政管辖才被迫中断，但南沙与新安县的隶属关系仍持续至 20 世纪中期。

二、南沙与香港的行政辖属细节：新安县治下的地域关联

在新安县存续的三百余年里，南沙与香港不仅同属一县管辖，其核心区域的行政归属更有着明确的史料佐证，呈现出 “全域统合、分区治理” 的特点。

从香港地区来看，其全境均为新安县辖地。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及周边岛屿，在明清时期分别隶属于新安县的赤湾司、官富司等巡检司管辖，形成了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新安县志中记载的 “官富场”“屯门寨” 等行政节点，正是今香港九龙、屯门等地的历史雏形。当时香港的居民多以渔业、盐业、农业为生，其赋税征收、户籍管理、纠纷裁决等事务均由新安县衙统一处理，与南沙地区共享同一套行政治理规范。

南沙地区的行政归属同样清晰可考。今南沙区所辖的南沙街道、万顷沙镇、黄阁镇及龙穴岛等区域，在明清时期均为新安县西部沿海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于新安县的香山寨巡检司管辖。其中，龙穴岛作为珠江口重要的海岛据点，随着泥沙淤积逐步形成洲岛后，与大虎岛、小虎岛等一同被纳入新安县版图，成为新安县西部海防的重要屏障。《东莞县志》中 “龙穴洲在县南大海中” 的记载，此处 “县” 即指明代析出新安县前的东莞县，间接印证了龙穴岛与香港同属原东莞县、后同属新安县的历史关联。这种行政上的统合，使南沙与香港在赋税制度、民生管理、海防建设等方面保持高度协同，形成了 “同县共治、山海相依” 的地域格局。

1914 年，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南沙地区仍属其管辖；1953 年，龙穴岛行政区划调整划属珠海，1954 年与万顷沙华侨农场合并，但其历史上与香港同属新安县的行政渊源，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地缘印记。

三、同属新安的文化共生：超越行政边界的精神联结

行政上的同属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南沙与香港的文化共生与社会关联，使 “新安” 成为两地共同的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这种联结超越了单纯的行政区划范畴，渗透到生产生活、民俗信仰、族群交往等各个层面。

在生产生活方面，南沙与香港同处珠江口滨海区域，“靠海吃海” 的生计方式使两地形成了相似的产业结构与生活习俗。明清时期，两地民众均以渔业、盐业、航运业为主要生计，共享珠江口丰富的海洋资源。新安县衙统一规划沿海渔港、盐场与航道，南沙的黄阁港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当时称 “尖沙咀港”）同为县内重要港口，人员往来与物资贸易频繁，形成了 “渔盐互通、航运相连” 的经济网络。这种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使两地民众在生产技术、贸易规则、生活习惯等方面高度趋同，为文化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民俗信仰方面，两地共享广府文化核心信仰体系，形成了 “同奉一神、同庆一节” 的文化景观。南沙的黄阁麒麟舞、天后诞祭祀，与香港的渔民文化、龙舟竞渡、天后庙信仰一脉相承，其仪式流程、文化内涵高度一致。史料记载，香港 “九龙” 地名的起源与南沙黄阁的九王古庙密切相关，早年香港民众常专程乘船前往南沙请回 “九王” 神像供奉，形成了跨地域的信仰交流传统。此外，两地还存在大量同名地名，如 “西贡”“车公庙” 等，背后蕴含着 “同源迁徙、亲缘相袭” 的历史记忆，印证了新安县治下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

在族群交往方面，新安县的设立促进了南沙与香港的人口流动与宗族联结。明清时期，新安县境内的广府族群与客家族群相互交融，不少宗族跨越珠江口两岸聚居，形成了 “一族两地、宗亲相连” 的分布格局。香港的邓氏、侯氏等大族，其先祖多从新安县内地（含今南沙区域）迁徙而来，至今仍与南沙的宗亲保持着联系。这种宗族纽带与人口流动，使南沙与香港的文化基因深度交织，形成了 “方言相通、习俗相同、宗亲相连” 的人文格局，成为 “新安一家亲” 的生动写照。

四、历史回响：新安县遗产与大湾区的地缘认同

南沙与香港同属新安县的历史，虽已随着时代变迁与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过往，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与地缘认同，仍深刻影响着当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段同属渊源印证了珠江口两岸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 的本质属性。新安县作为连接南沙与香港的行政纽带，其设立与发展的历程，是中央政府对珠江口区域实施有效治理、促进沿海开发的重要见证，也为今天大湾区的区域协同提供了历史参照。南头古城作为新安县治所在地，至今仍留存着明清时期的县衙、关帝庙、海防遗址等遗迹，成为南沙与香港 “同属新安” 的实物见证，吸引着两地民众前来寻根谒祖，重温 “新安同源” 的历史记忆。

从现实意义来看，“新安同属” 的历史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融合与区域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如今，南沙与香港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这种合作背后，正是 “同源同根” 的历史认同在发挥着隐性纽带作用。新安县时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商贸传统、协同治理经验，经过时代演变，已转化为大湾区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的发展理念，为两地在摄影文化、海洋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结论

南沙与香港同属于新安县的历史，是珠江口两岸区域发展的重要篇章。从明万历元年新安县设立，到清末香港被割占，三百余年的同属关系，使两地在行政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信仰、族群交往等方面形成了深度联结。这种联结并非偶然的历史叠加，而是地理亲缘、文化同根与海防需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为南沙与香港留下了 “同源同根、同文同种” 的宝贵遗产。

今天，虽然行政区划已发生改变，但新安县所孕育的地缘认同与文化共生，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温这段历史，不仅能够厘清南沙与香港的历史渊源，更能深刻理解大湾区 “协同发展、融合共生” 的历史必然性，为当代区域合作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支撑，让 “新安同源” 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