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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有消息透露新加坡即将试行4天工作周，而众所皆知，香港过去数十年都被拿来与新加坡互相对照。两者无论人口结构、市区规模、国民生产总值(GDP)水平都十分近似，一样长期面对住房问题，同样也是过去100年间发展最迅速的亚洲金融之都。
直至近年来发生种种事件，新加坡依旧受商界欢迎及吹捧，香港相较之下似乎稍微失色。所以当4天工作周的消息一出难免又引发广泛讨论和比较；事实上自从长达3年多COVID疫情以来，大家都有了弹性上班以及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经验。
新机制由当地劳工部、全国工会及僱主联会三方监察，员工不单可以向上司申请灵活的工作时间，甚至可要求不同上班地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措施并非硬性规定，暂时无法律约束力，公司可视乎经营成本、职员工作表现等情况拥有最终决定权。
虽然如此，笔者相信任何政策只要政府部门带头做起，私人市场最终都会慢慢效法。特别是其他公司开始执行后形成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假如有企业无理地拒绝员工的要求，肯定会令商誉受损，在招聘人才方面也会处处落后，因此并没有好处。
先不管这项政策是对或错，从笔者老本行去看一旦未来真的落实，每周工作日从5天减少到4天，自然意味着有大约一成的写字楼楼面相当于腾空出来，细心想想香港上班族也不是没试过，在疫情高峰隔离期间，多数港资公司都试行员工轮休。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却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正当COVID已经悄然落幕一段时间，新加坡此时此刻反而考虑重新使用疫情时期的办公室模式；笔者有理由预测当地对于各类型商业大厦需求，将会随着今年12月1日正式启动4天工作周而显著下滑。
当然，新加坡写字楼市道异常畅旺，据统计他们今年第一季甲级商厦的平均空置率，进一步再下跌0.2%，降至疫情后低位仅5.3%，反观租金方面竟逆市创15年新高，尤其消费品和金融专业的中小租户活跃地进驻核心区，并非单靠大公司支撑。
从这些客观数字分析，新加坡不像多数金融城市般受商业地产低迷困扰，确实仍有空间去调整上班政策，只是万一相关措施蔓延到香港，后果如何笔者不敢想象；反过来想新加坡土地面积仅是香港的六成半，交通网络精密，出行上班应该非难事才对吧？
*本文为第一太平戴维斯副董事总经理及租务部主管刘伟基（Ricky）于Now财经开设的“商厦观点”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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