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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两年半的新冠疫情，颠覆了全球传统商业社会的办公模式，许多白领族也开始反思工作本质，笔者留意到最近英国与日本都陆续有企业，试行每周四天工作的制度，于不扣除薪金情况下，缩短员工的平均每周工时至35小时，即是每天上班9小时以内。
这做法的好处不辩自明，员工减少上班和通勤时间，自然达到更理想的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享有余暇发展兴趣或陪伴家人，亦可以增加其幸福感，加上原先工作量不变，推动他们在办公室里集中精神，减少“游魂”的状况，反而有机会能提高工作效率。
众所皆知，香港是出名热衷工作的“勤奋”城市，有研究指，港人平均一年上班2,300小时，每周工作近45小时，较全球平均值高出两成，想当然“四天工作周”暂时在香港并不流行，事实上香港政府也是在2006年才确立“五天工作周”，而私人企业其后才逐渐跟随。
写字楼文化倾向保守，个中原因除了老生常谈的成本问题，笔者估计也关乎本地企业普遍有大量亚太区客户，双方互动频繁，连带工作模式亦需照顾邻近各地的习俗，因此很难像欧美市场般“洒脱”，当疫情和隔离措施结束之后，直接实行让员工继续在家工作。
换个角度来看，从逆向方式思考，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可能意外地简单，假如真有一日，香港从五天工作变成四天工作制度的话，对于本地商业社会的大部分参与者，譬如政府部门、企业东主、员工，还有写字楼业主等等而言，会否产生甚么革命性的转变？
毕竟现行周一至周五工作，香港白领族普遍每个月需最少20天回到公司去，但若然是“返四放三”，一个月只工作16天，整个月彷彿就有一半时间，写字楼都不会有职员使用，现有习惯按月缴交的写字楼租金计算方式，届时将可能变得更加灵活，改以按日为基础。
当租金从每月计算，细分为每日计算后，能够刺激企业依照实际用途，更具弹性地选择办公室，也更有弹性地选择租期长短，当然香港如果真的要“有样学样”，或许第一步需要折衷务实些，尝试允许员工们周一至周四工作多一小时，再换取周五放假半天的做法。
初步试行后，就能判断营运压力、员工反应好坏等，再调整合适的工作节奏；事实上根据英国大学的调查指，五成受访者都认为，假如有其他公司提供“四天工作周”就愿意跳槽，可见这方案对打工仔的吸引力有多么大，作为写字楼、企业东主也不得不慎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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