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石俊会：从沉船船货及其装载方式看“南海I号”的始发港

12月15日下午，广州海事博物馆和魏俊工作室主办的《从沉船船货及其装载方式看“南海I号”的始发港》专题讲座在广州海事博物馆负一层报告厅举办。此次讲座邀请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石俊会担任主讲嘉宾。

“南海Ⅰ号”沉船距发现已有30多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我国宋代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此次演讲主题是经过后期的考古研究推断的，从不同产地船货在沉船上的装载位置和装载方式、沉船船体本身的类型和产地，探讨分析“南海I号”沉船始发港。

一、

“南海I号”沉船发现与发掘

“南海I号”沉船的发现是偶然的。在1987年的时候，中国交通部的广州救捞局跟英国的一个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合作，在川山群岛海域来搜寻一艘外国沉船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一条中国的古代沉船。

沉船地点是江门台山的川山群岛西南部和阳江的南方列岛之间，从距离大陆的位置来说，离阳江的东平镇东平港是最近的。

“南海I号”于1987年被发现时，国内对于水下考古技术是荒芜的。于是，1989年国家文物局开始着手培养国内的水下考古力量。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从全国沿海各文博单位招收了一批队员，进行水下考古培训。并在1987年到2007年期间，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总共培养了4期。

2001年到2004年之间，经过对“南海I号”进行了多次的水下考古调查，确认了“南海I号”沉船周围的海域的埋藏环境。最后提出整体打捞沉船的水下考古方案，是在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性构想，并在2007年的正式实施。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南海I号”整体打捞项目的领队就是魏峻教授。

2007年“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成功

2007年12月运送并存放于阳江海陵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为更好的保护“南海I号”沉船的文物，后对其模拟了海底的环境进行存放。在2009年和201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沉船进行了两次试掘。分别对“南海I号”沉船进行了两次考古试掘工作，这两次的试掘工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2009年试掘时，沉船被放在一个“水晶宫”里面，水下考古队员潜水到水里边进行现场的考古发掘的工作，这个过程可以让观众在周围的玻璃幕墙外面看到的。但是后因“水晶宫”的水是静止的，与周围的玻璃产生了温室效应，不利于考古发掘工作。在总结以往经验，2011年通过将海水降到合适的工作面后进行发掘工作，是一种陆地和水下结合的这种饱水的发掘方式。经过两次试掘证明，“南海Ⅰ号”被安全、准确地被包裹在沉箱中，木质船体和船载文物保存情况良好。

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领导下，“南海I号”正式的保护发掘工作就正式的启动，2014年开始就正式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直至2019年完成了“南海I号”船体内船货的发掘清理工作。2020年，“南海I号”考古发掘入选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意味着自沉船被发现以来，国内水下考古调查、整体打捞以及发掘的全面总结；也意味着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正式进入世界水下考古的大舞台和对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肯定。

2019年沉船内的船货的提取和发掘工作已经完成，那么考古发掘工作是不是就结束了？其实不是。考古发掘还需要对船体的周围淤泥进行发掘。在2021年，即去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船尾部的船底外侧淤泥里面，离船底板大概30公分的淤泥里面发现了一个漆盒。漆盒呈现圆柱状，雕花的漆红的漆盒，密封的很好。后经发掘，它是用来装金器，里面有金链子15条，金叶子有12件。

沉船年代的判断

在沉船上发现了大量钱币，其中年号最晚的是南宋“淳熙元宝”（南宋孝宗1174-1189年铸造）

沉船发现的人骨碳-14测年数据（经树木年轮校正）为公元983年到1270年之间；属于宋代时期。沉船上发现1件带有墨书纪年的瓷器，其上有“癸卯岁次”墨书。

把淳熙元宝铸造年代、碳-14测年数据和“癸卯”年号对照分析，1174年之后最接近的一个癸卯年是1183年，这是目前推测沉船年代最接近的年份，属南宋中期。

二、

“南海I号”主要船货及其装载方式

“南海I号”主要船货在2019年船舱内文物清理完毕后。根据考古队的统计数据，“南海I号”发现的文物超过18万件，其中包含大量铁器凝结物、铜钱、料珠、动植物性遗存和海洋生物遗存。在讨论“南海I号”的始发港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作为始发港，是需要大量采购当地的货物，船上主要的货物是什么。经过考古队的统计，“南海I号”上船货中，90%以上是各种样的瓷器；铁质凝结物经度量有大约120吨，瓷器和铁质凝结物占据船舱空间的90%以上，是“南海I号”沉船上的主要船货。

其他材质的船货

金属货币

金箔又叫金叶子,通常有铭文，铭文会介绍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在经过称重，其大小和重量相差不大，可以猜测金叶子应是作为金属货币流通。

银锭

“南海I号”上发现的银锭是有300多公斤，虽然很重，但是体量并不大。宋代流通白银，一般都被铸造成银锭的形式，目前所见大多是船形或束腰形，往往将金银铺名、重量及产地打印在银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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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船货分别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和福建德化窑、闽清窑、磁灶窑等3个省区的多个窑口。

江西景德镇窑

在南宋时期，主要是烧制印花的青白瓷器等。主要特点是：胎体轻薄，个体较小。且江西景德镇使用的高岭土具有耐高温并且不变形的特点，烧制出的瓷器体型非常规整、精美。

浙江龙泉窑

与江西景德镇窑相比，胎体和釉较厚，“厚胎厚釉”。是在唐五代浙江越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窑口。浙江龙泉窑除了一部分是印花瓷器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刻划花的青瓷器，它的器型主要是盘、碗，和少量的钵和瓶。

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的产品主要是白瓷，和少量的青白瓷器，器型主要是大盘、盒、壶，和少量的香炉。

福建闽清义窑

除福建德化窑之外，还有福建的闽清义窑。主要是烧青白瓷和青瓷器，厚胎，制作较粗糙。一些碗会直接进行上下叠烧，碗底也会进行刮釉。闽清义窑器型是不规整的。

福建晋江磁灶窑

主要烧制绿釉、绿釉瓷和黑釉酱褐釉瓷为主。例如：酱油罐，它本身可能是一件商品，但是又可以作为装载其他货物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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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可以看到，在考古发掘“南海I号”的时候发现，船舱有14道横向的木隔板，把船舱分左右不同的区域，共分割成14个船舱。，船舱的中间有薄的木板进行内部的隔断。在考古发掘的时候，也会依据从左舷到右舷的顺序来编号。各种窑口的瓷器堆放只是相对集中的码放方式，但是在其他船舱也会出现零星少量的码放。

从不同窑口瓷器在船上的装载位置及所占空间来看，而且福建各窑口瓷器总数量也比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多得多，三者比例大约为9: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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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船货装载方式一般是在船舱内由木板横隔为几层，每层中相同窑口瓷器一般成组捆扎后相对集中码放，但并无明确界限；磁灶窑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罐作为外包装套装较小瓷器或其他船货。

图片中间有一个粗大的木头，被称为桅面梁。基座是装在桅面梁的中部，靠船头的一侧它挖一个凹槽，桅杆装在基座里面，是半敞开式的。

船货的码放，除了分区相同窑口的产品，还会对器身分组来码放，例如：8-10个为一组的喇叭口瓶器等，可以充分利用船内的空间。

“南海I号”的发掘领队孙键老师和崔勇老师说道：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几十年来第一张能够把船舱里边船货这种立体分层摆放的这种情况，直观的表现出来的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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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套装有两种形式，一是相同窑口瓷器大件套装小件，二是磁灶窑瓷器作为外包装套装其他窑口瓷器甚至混装不同窑口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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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南海I号”的铁器和铁质研究中发现，铁器和铁质凝结物主要分布于甲板面上，船头到船尾大部分船舱甲板面上都有发现；少量船舱内铁器是从船底开始装载，例如船舱C2b、C8b、C9b、C11b、C12b。从其摆放的位置可以推测，“南海I号”的始发港位置。

甲板面铁质凝结物舱位图

船舱内船底铁质凝结物舱位图

三、

“南海I号”始发港探析

图片来源：（日）森达也《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

从主要船货瓷器产地分析，泉州港应是船载瓷器货物的集散地。“南海I号”瓷器船货产地包括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和福建德化窑、闽清窑、磁灶窑等3个省区的多个窑口。从南宋时期我国外销瓷窑口与输出港口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福建的几个窑址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以泉州港为中心分布。江西景德镇窑靠近福建西北部；浙江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紧挨着福建北部，虽然距离泉州港稍远，但是从直线距离来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近便的。

根据福建考古研究院栗建安、羊泽林先生对福建窑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南宋时期窑址遍布福建三大水系，河流是窑业生产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瓷器产品运输的重要交通通道。从福建水系示意图上可以看到，闽江上游分别连接北部的浙江龙泉窑和西北部江西景德镇窑，两者产品经水路运至泉州港集散非常便利。

另外，据栗建安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福建北部与浙江龙泉窑南区本为同一个区域，南宋中晚期受浙江龙泉窑影响福建北部也兴起了大量仿龙泉窑址。“南海I号”龙泉窑瓷器产自福建北部仿龙泉窑址也很有可能，这些仿龙泉窑产品到泉州港集散更加方便。

从瓷器船货装载方式分析，泉州港作为“南海I号”瓷器集散地更符合船载瓷器装载的实际情况。

船舱内分区、分层装载货物，不同窑口瓷器相对集中码放，但是并没有明显界限，有交叉混放现象。

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瓷器都有大件套小件的情况，同时磁灶窑还有大罐套装其他窑口甚至混装其他不同窑口产品的情况，这与宋代海外贸易商船为充分利用空间“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的文献记载相吻合，而磁灶窑的大罐套装德化窑甚至混装德化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瓷器的现象，只有在船货集散地才能实现，而这个集散地最有可能的就是距离磁灶窑不远的泉州港附近。

从商品贸易经济规律分析，泉州港作为“南海I号”瓷器集散地更符合商品经济追求利润的经济规律。

瓷器船货中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产品均为精品，而福建德化窑、闽清窑、磁灶窑产品大多制作粗糙；同时，从数量对比上来看，产于福建的瓷器船货约占船货总量的六分之五。价值高而数量较少的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精品瓷器可以适当远距离转运到合适的商品集散地，价值偏低的福建各窑口产品只能凭借距离集散地近的地理优势才能有利可图，而泉州港刚好符合这种近距离优势的条件。

除了瓷器之外，“南海I号”船货中有120多吨铁器凝结物，这些铁器装载位置几乎遍及整艘船的甲板面，而且从船舱内底部到船甲板上都有装载，这说明铁器和瓷器船货是同时从船底开始装载的；而且铁器沉重不适合在陆路长途转运，因此也需要在冶铁场附近港口的船货集散地集中装运。

据《宋史·食货志》和《闽书》记载，宋代铁矿采冶主要集中在京东路、河北路、江南西路和福建路。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称，福建生产的“生铁、熟铁，行销浙江温州”。由上述文献记载可见，南宋时福建路产铁量很大，福建产的大量铁器从泉州港装载远销海外可能性很大。

关于“南海I号”涉及港口推断及其辨析

船上发现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金叶子和银锭，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在《南海I号上来自临安的金银币》一文中，通过分析认定“南海I号”沉船上发现的金叶子、银锭来自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铜镜的产地为湖州，沉重而且易破碎的景德镇窑瓷器应该走水路运输至南宋时期的明州港（今宁波）集散和装运更加合理，从而提出“南海I号”应当在杭州、湖州、宁波等地停靠，并进行了规模不小的采购和装载活动。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

不过，上文分析过“南海I号”船货中景德镇窑瓷器所占比例非常小，只有整船装载量的二十四分之一左右。而有可能来自临安和湖州等地的金叶子、银锭、铜镜以及金银器等，数量和体量都不大，“南海I号”作为大型海外贸易船，如果为了这些约占总装载量二十四分之一的船货专门从泉州港到临安或者宁波跑一趟，运输成本相对比较高，这与商品贸易追求利润的目标相抵触，是不可取的。

因此，上述来自临安和湖州以及江西景德镇等地的货币和货物完全可以通过短途转运到福建泉州港，然后同泉州港集散地的其他商品一起集中装载。

《中国文物报》7月1日公布了广东省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达顺、广州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崔剑锋老师等学者通过器形比对及实验室科技分析，确认“南海I号”沉船部分酱釉罐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从而推断“南海I号”曾停靠广州并装载部分船货。“南海I号”沉船上的这类罐集中发现于C9、C10舱，属于盛装酒水等液体的包装类器物，数量不多，因此，虽然由此推测“南海I号”曾停靠广州港，但是并不影响泉州港是“南海I号”始发港可能性最大的判断。

四、

结语

占据“南海Ｉ号”船货绝大多数的瓷器和铁器产自以泉州港为中心的福建及其相邻区域，不同种类船货所处的空间位置和不同窑口产品之间套装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商品集散地船货集中装载的特点，为泉州港是“南海I号”始发港可能性最大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外，“南海I号”船体结构较为完整，残长约22.1米，最大船宽约9.35米，船舱内最深处约2.8米，船体横截面为V字形尖底，这种短肥型尖底木帆船，符合宋代中国三大海船类型中产自福建地区的福船船型特点，这也从侧面为这艘船从福建泉州港始发提供了佐证。

注：本文图片未注明的均来自“南海I号”考古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