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项工程若为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如果在未进行招标的情况下就确定了承包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呢？本文借用以下一则案例进行阐述。
【案情简介】
2012年1月5日，金利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六安金利国际城项目协议书》，约定由金利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项目交由中太公司承建；2012年4月18日，金利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约定，工程名称为金利国际城项目第一期工程；
2012年6月28日，金利公司与中太公司又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中太公司所承建的工程内容、承包范围、合同工期、合同价款及合同价款的调整与支付、工程进度款支付、工程担保等进行了约定；
同日，双方再次就金利国际城一期工程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1.9463亿元，该合同于2015年9月7日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建筑管理处备案，双方均认可该合同系为办理施工许可证和备案所签，非双方履行依据；同日，双方签订《金利国际城一期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对工程价款结算方法约定为：
工程量根据施工图纸、发包人确认的图纸会审纪要、变更联系单、签证单为结算依据；2012年7月20日，科达公司六安分公司发出金利国际城一期Ⅰ标41某、42某、43某、52某楼开工令，承包商代表党明发在该开工令上签字；
2012年7月6日，金利公司发布案涉工程招标文件，中太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收到5份《中标通知书》，成为中标单位；2012年12月15日，中太公司取得案涉工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该许可证记载案涉工程合同开工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
【最高法审理观点】
本案经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425号裁定书，最高法认为：中太公司就承建金利公司开发的六安金利国际城项目工程，先后与金利公司签订四份施工合同和一份补充协议，分别为2012年1月5日签订的《六安金利国际城项目协议书》、2012年4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6月28日签订的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一份《施工补充协议》。
同年7月6日，金利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招投标，并于8月31日向中太公司发出5份《中标通知书》。中太公司与金利公司对案涉工程进行招投标之前已经签订5份施工合同并已开始实际施工的事实均予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的规定，案涉工程无论是否为必须进行招投标项目，如果进行招投标，则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
金利公司对案涉工程实际进行了招投标，中太公司参与投标并中标，但在中太公司中标前，金利公司已与中太公司签订多份施工合同，对工程的实质性内容不仅进行约定，还进行了实际施工，属串通投标，中太公司的中标无效，双方在招投标前签订的合同亦属无效。
【案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涉案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32条、43条、53条等规定，因而中标无效。投标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要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使市场主体在平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招标投标是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原则，通过招标采购，让众多投标人进行公平竞争，以最优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国有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由于招标的特点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将采购活动置于透明环境中，从而可有效地防止腐行为的发生，也使工程、设备等采购项目的质量得到保证。并且只有在招标投标活动得以规范，经济效益得以提高，项目质量得以保证的条件下，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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