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8日，国际食品巨头家乐氏（Kellogg）宣布，计划在 2025 年底前逐步淘汰其小麦和燕麦供应链中作为预收获干燥剂的草甘膦（Glyphosate）。
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源于消费者对草甘膦致癌风险的担忧，以及环保组织（如 E.W.G.）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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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致癌争议是近年来全球农药安全领域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
此次事件核心围绕的主要产品是孟山都 “农达”（Roundup）除草剂。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报告，将草甘膦列为2A 类“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
这有两种原因。
一是在动物实验中，高剂量草甘膦导致大鼠甲状腺癌、小鼠淋巴瘤；
第二是在人类流行病学中，有限证据显示长期接触草甘膦与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存在关联。
然而IARC的结论却和美国环保署（EPA）、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等机构的评估冲突，后两者都认为草甘膦 “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
到2018年，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案件。
美国园丁德维恩・约翰逊因长期喷洒农达，2014 年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全身 80% 皮肤溃烂，将孟山都告上法庭。
而此次案件的陪审团也认为孟山都隐瞒草甘膦致癌风险，判赔2.89 亿美元（含 2.5 亿惩罚性赔偿）。
这次的案件也首开草甘膦致癌诉讼胜诉先例，引发全球数千起类似诉讼。
2020年，拜耳于2018年收购孟山都后，累计达成超 100 亿美元和解，涉及超10万起诉讼，首次承认草甘膦可能“contribute to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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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草甘膦致癌的争议仍在发酵，尽管 IARC 的 “可能致癌” 分类引发公众恐慌，但目前其实尚无定论。
其在根本的科学依据上就存在争议。
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署（ATSDR）2024 年报告显示，长期暴露草甘膦者非霍奇金淋巴瘤风险相对风险度＞1，且与暴露时长正相关。
流行病学研究则表明，加州农药 applicators 队列研究显示，长期接触草甘膦者淋巴瘤风险增加41%。
可如果要说草甘膦致癌的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农业健康研究”则表示，跟踪 10 万农民 20 年，未发现草甘膦与癌症显著关联。
而2022年EFSA综合 500 + 研究，认为草甘膦“不太可能致癌”，毒性主要来自配方中的助剂 POEA（目前已被欧盟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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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认为是孟山都或拜耳长期操纵研究、游说监管，例如资助 “草甘膦安全” 研究，压制不利数据（如 ATSDR 报告曾被延迟 4 年发布），又或者是利用 WTO 规则迫使各国维持草甘膦许可。
但支持者却强调草甘膦是低毒、高效的农业刚需，全球 160 多国使用，替代方案（如草铵膦）成本高且环境风险相似。
真是正反两面都有理。
但这对行业来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像开头提及的食品巨头家乐氏逐步淘汰草甘膦作为预收获干燥剂，转向有机种植。
拜耳计划投资50亿欧元研发非草甘膦除草剂，科迪华、巴斯夫加速推广草铵膦复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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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也只能加强对草甘膦的监管。如：
欧盟在2022年延长草甘膦许可至2027年，但禁用助剂POEA；法国、荷兰等国计划逐步限用。
美国EPA 维持草甘膦“安全”认定，但要求实施抗性杂草管理计划。
在中国草甘膦被列为限制使用农药，强化残留标准（如小麦草甘膦残留≤0.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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