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各种热门话题。其中比较关注的一个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这个词，去年11月就已经提出了。顺便说一句，如果要严谨一点儿的话，在提到这个词时一定要把话说全了，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只是省略为“供给侧改革”，少了“结构性”三个字，显得就不那么专业了。哈哈。
那么，这个新名词到底是嘛意思呢？怎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呢？该怎么改呢？和现在热起来的“分享经济”又是啥关系呢？这些都是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注意：这篇文章算是一个知识贴，不会太深奥，也不会太深刻。重在让同学们了解这个词的含义。要看深度的、学术的文章，网上一大把啊。感兴趣的同学自力更生吧。
一、是什么？
来看张图，直观风趣。这里面用的是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不是太严谨哦。同学们心中有数就行。
看完这张图，应该大概都明白了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解释解释。
二、究竟是啥？
从理论源头说起吧。
供给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基础上发展出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如果将需求管理比喻为“西医”，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未来我国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应从国际主流的需求管理“西医”方式，更自觉、更积极转向供给方面的改革创新，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疗法。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我国没有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简政放权，连续下放行政审批权，探索设立自由贸易区，激发市场内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给理论的影子。
已故经济学大师科斯说，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或许已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部分内容摘自新华全媒头条 文章，作者陈二厚，刘铮）
太学术了吗？接下来看看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拿包子举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去芜湖。芜湖有一家据说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包子铺。一天早上，朋友带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联想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经济的现实是：把“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
于是，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
于是，目光转到了供给侧。一看供给侧，问题来了。原来包子做的就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
三、有啥经验教训？
前面提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给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
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
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摘自《京华时报》徐立凡文章）
四、怎么改？
简单来说，有三方面：
1、劳动力供给
通过提升教育培训质量、改善人才使用环境，消减劳动力结构性错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2、技术供给
集中攻克关键科技领域，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3、制度供给
着力完善市场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具体点儿？那就看图说话，比较清楚。
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从眼下的情况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先解决好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等几大关键问题。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此部分摘自《人民网》相关文章）
好了。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应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心中有点儿数了吧？可能有同学们又要问了，你说的这么热闹，这个和我又有几毛钱关系呢？继续看张图：
是不是还不错？当然，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心中的老大难问题，要真正实现，都没那么容易啊，特别是后两者。潘建成专家说了，“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改革是精细活，需要下功夫，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要有定力，不能急躁。”
五、分享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啥关系？
分享经济也不是一个新词了。去年就提出来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来了：“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分享经济在国内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叫法：共享经济。分享经济最早在美国于2008年兴起，是利用闲置的房源、车辆、时间、技能服务等进行共享，进而产生经济价值。国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Uber”、“hotel tonight”等。近几年，中国分享经济模式发展迅速，等成为被公众熟知的共享经济新代表。可以说，分享经济是自下而上推动着经济制度变革，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进而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由此看出，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土壤有几个先决条件：(1)必须是闲置的社会化资源，且不是传统的竞争性资源。分享的乐趣大过于单纯的按需购买。(2)供求一体化，且两头的终端是个人或小型经济组织。将闲散的个人资源加以整合售卖，形成资源流动。(3)互联网是最为重要的载体。互联网即时化使得分享经济需求得到迅速响应。
那，这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啥关系啊？简而言之，就是正面的助力作用。
在分享经济时代，过剩产能不再是烫手山芋，而是一种更加廉价、便捷的原材料。“分享经济”鼻祖罗宾•蔡斯认为，利用过剩产能的成本总是比购买新的原材料要低，并且花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分享经济虽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它能够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新产品，进而刺激新的消费需求。
央视财经的一个小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小黑原来每天都会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最近他发现顺风车，专车很火，他想着反正来回来去也是自己开，车上空着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何不赚点油儿钱呢?于是他下了个软件，成为了一名“司机师傅”。现在他上下班都会打开顺风车软件看看有没有同路的人，好赚点外快。不过你也知道北京有尾号限行的，这时候他也会打开软件作为一名乘客去搭别人的车，他觉得也挺方便。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闲置汽车产生了很多过剩产能，空闲的座位和汽车的闲置时间并没有利用起来。现在有了共享经济，这些闲置资源都能被有效的利用起来，这样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问题也会减少，同时开车的人还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这就是一个将过剩产能有效利用的共享经济循环。
也就是说，发掘出闲置的车辆、房间，与建立一条新的汽车生产线、盖一栋酒店大楼所产生的价值无异，而且前者又能节约产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这恰好符合供给侧改革强调从供给端发力、扩大有效供给的思想。
事实上，这几年来，政府促进供给端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就催生了很多分享经济模式的企业。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除了住房和交通行业之外，在医疗、教育、食品、旅游等民生基础行业，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总之，分享经济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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