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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穆勒的收入已经涨到每年10万美元，他和女朋友一起住在伯克利山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工作既顺心，又有闲暇打理自己的爵士乐队，还能抽空玩玩牌、冲冲浪，但他想要的更多。
这一年，BARRA上市了。对穆勒而言，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就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缺乏激情，创造力也大不如前。员工中的佼佼者要么离开公司另谋高就，要么开始干私活。穆勒萌生了一个想法，可以为BARRA注入新的活力：使用BARRA为客户开发的量化模型管理资金。换句话说，就是设立一个BARRA内部的对冲基金。运行这个基金的人他也找好了：就是他在橡树俱乐部的牌友，都是BARRA自己人。
公司高层否决了这一提案，声称在刚刚完成IPO的当口不适合做高风险买卖。BARRA的CEO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建议穆勒还是专心开发预测股票回报的新模型，然后将它们卖给客户为好。这可不是穆勒所想要的，但他还是同意了。很快，他便设计出了BARRA最受欢迎的系统——阿尔法制造者（Alphabuilder System）。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电脑的软件程序，可以分析股票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
然后，他辞职了。“你算是谁啊，为什么你可以搞到办公室？”
“我是彼得?穆勒，见到你真高兴！”穆勒盯着那个像走进自己家一样闯进他办公室的自作聪明的摩根士丹利销售人员，双眼快要冒出火来了。穆勒刚刚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着手组建一支量化投资团队。这就是他受到的欢迎仪式？
从他到达摩根士丹利的第一天起，情况就是这样了。在接受这个职位、收入暴涨之后，穆勒向BARRA递交了辞呈，然后休息和放松了6个星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夏威夷最西端郁郁葱葱的考艾岛（Kauai）上度过。从宁静的绿色家园一下子进入曼哈顿中城摩根士丹利嘈杂混乱的交易室令穆勒极不适应。摩根士丹利答应穆勒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数据源，而且这些在他入职之前准备完毕，但当他第一天到达这里时发现什么都没有安排好。在许诺的办公室到位之前，穆勒只能在摩根士丹利那几乎足球场大的交易室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对付一下，他给在BARRA的前同事汤姆·库珀（Tom Cooper）打了个电话。库珀在波士顿一家对冲基金工作。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库珀问道。
突然，邻座的女人一把将听筒从穆勒手中抢了过去：“我需要这部电话！”
穆勒一时错愕。只见她正拿着电话对着芝加哥和东京的市场咆哮。在需要用电话赚钱时，礼貌都可以放到一边，穆勒算是学到了这一课。BARRA及其精致的量化模型好像突然被抛到了火星。一位朋友送给穆勒一束花，祝贺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这束花被送到了他交易室的那张桌子那里。这下可好，他周围一脸沧桑的交易员们炸开了锅，一拥而上围观起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宽客小子和他的鲜花来。“这是什么鬼地方？”穆勒想着。这里能把人给逼疯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里，汗流浃背地咆哮着，还穿着西装！
这里不是加利福尼亚，当然也不是伯克利。这里是该死的纽约，这里是该死的摩根士丹利——世界上最大、最凶狠的投资银行之一，而穆勒身处的地方正是邪恶的中心。
身体健硕的教授大踏步登上讲台，台下，学生已坐得满满当当，他们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急切地想弄明白股市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任课教授——尤金?法玛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现在是1989年9月，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之一。法玛挠了挠自己越来越稀少的头发，瞥了一眼面前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新学生对法玛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的前额——又宽大又饱满，还有一堆深深的皱纹。每当他操着波士顿口音将市场智慧娓娓道来的时候，这些皱纹就开始上下起伏，就好像他脑袋中的思想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从他的大脑里喷薄而出似的。他穿着宽松的蓝色棉布衬衫和棕褐色休闲裤，看起来好像是哲学系逃出来的难民，而不是才思敏捷的金融界学术大腕。
他的开场白就令在座的学生大吃一惊。“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法玛用他的波士顿后生口音冷冰冰地说道。
他踱向黑板，写下6个字：有效市场假说。
法玛说：“市场是有效的。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在任意给定的时刻，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关于它们的已知信息。如果有大量的人正在喝可口可乐，那么这条信息一经公布，可口可乐的股票就会上涨。”
学生们照单全收，草草地把这些话全部记在笔记本上。有效市场假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著名也是生命力最强的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论，也是法玛的孩子。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并被广泛接受的假说。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假说，倒不如说是上帝指派法玛作为经济学先知下凡到风城所传达的神谕。“关于市场有效性有许多重要结论，”法玛面向听众说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统计上讲，预知市场的下一步走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就是随机游走理论所说的东西——市场的未来动向就像是掷硬币。不是向上走就是向下走，可能性一半对一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那么，那些从股市中获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能获利总得有理由吧。这不可能纯粹是运气呀。”
“证据显示，试图选出上涨的股票是完全徒劳的，”法玛平静地说，“赚钱也一样。华尔街上的销售人员总是试图说服人们可以通过股票赚钱，这样他们才能拉到业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积极的资金管理能够持续击败市场。数据所显示的事实就是如此。资金管理者有时业绩的确出色，但这通常纯粹是在走狗屎运。”
“那为什么人们还给这些资金管理者这么丰厚的报酬？”
“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愚蠢。这很难说。”
“那巴菲特又是怎么回事？”
法玛叹了口气。又是巴菲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生们开始不断提及这个来自奥马哈的投资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连续20年击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确实存在某些无法解释的另类例子。在任何科学中都有看起来可以颠覆所有规则的反常现象。巴菲特，以及彼得?林奇执掌的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连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回报。但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异类可能确实存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谁知道呢，”法玛笑着耸耸肩，“说不定明年他们就亏钱了。”数学早已证明，少数交易者脱颖而出是免不了会出现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技艺高超。给10 000人每人一个25美分硬币，让他们一起掷。每一轮，掷到正面的都被淘汰。10轮之后，大概还有100人能够留下。20轮之后，可能还有三四个人可以继续留下。如果在华尔街，他们就会被奉为掷硬币专家，拥有掷币领域的高阿尔法。在法玛看来，巴菲特出现的概率和幸运的掷硬币专家没什么区别。又一位学生举起了手：“但是你说了，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其实不是有效的呢？”
法玛笑了：这孩子挺聪明，得关注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克里夫·阿斯内斯。”
“你说得对，克里夫，”法玛说，“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百分百正确的。这些都是数学模型。我们是从统计的角度，根据历史数据和趋势来进行推测的。这不是物理。在物理学中，你可以造出航天飞机，把它发射升空，然后一星期后在卡纳维拉尔角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是位于佛罗里达东南部的海角，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都在此附近，美国航天飞机发射基本上都在这里进行，卡纳维拉尔角因此成为美国航天的代名词。——译者注迎接它的着陆。市场要比这些不稳定难以捉摸多了。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只是在模型基础上对现实的逼近。有效市场假说只是一个基于几十年研究和大量数据的假说。我们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是对的。上帝知道，市场是有效的。”
教室里发出一阵紧张的笑声。法玛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能使后进的学生感到不寒而栗。23岁的博士生阿斯内斯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法玛的话：反常天才……数学模型……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陌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上过很多金融课程，授课者都是顶尖思想家。但他知道，只有法玛才是金融学术界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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