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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市真是时候。10月，股票市场迎来了黑色星期一。格里芬的空头头寸价格跌幅远甚于权证，因为股票是受投资组合保险祸害最深的资产。
格里芬在黑色星期一毫发无伤——其实还稍微赚了点，这着实揭示了一些东西。华尔街的职业投资家无不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却让这位身处哈佛宿舍、使用卫星、计算机和复杂投资策略的毛头小孩崭露了头角。格里芬首次领教了小概率事件的威力。
但格里芬的路还长着呢。他的策略需要同时交易多种证券，这就需要一个机构交易账户，即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样的专业交易者使用的账户。1989年，19岁的格里芬找到了美林公司驻波士顿的可转换债券专家特伦斯·奥康纳（Terrence OConnor），向他推销自己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计划：让我，肯?格里芬，19岁的、乳臭味干的大学生在你们最成熟的交易平台上一展身手，给我提供交易任何地球上存在的投资工具的便利。
格里芬居然成功了，他以自己的技术赢得了奥康纳的首肯。这位可转换债券专家同意拉格里芬一把，尽管当时美林的机构账户平均规模达1亿美元。格里芬开始了交易，给自己知道的所有华尔街人士打电话。他得到的典型回应是：“你在宿舍房间里操作20万美元？别再打来了。”接着便是挂掉电话的“咔嚓”声。
但也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哈佛新秀十分好奇，向他透露一些当时的热门交易——套利交易的东西：为什么对冲基金要做这种交易，为什么银行自己也要参与其中。格里芬开始往纽约跑，向交易员偷拳，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对融券交易特别感兴趣，这让他知道了基金和银行将股票融给谁、为什么要融。
格里芬说：“很多人都不厌其烦地教导我。”在格里芬以经济学学士身份从哈佛大学毕业前夕，他遇到了3I的经理贾斯丁·亚当斯（Justin Adams）。他们两人在西棕榈滩的一间餐厅吃早餐时巧遇，一起探讨起了金融市场。格里芬一边嚼着热腾腾的煎蛋饼，一边大谈他如何与华尔街各位经纪人和交易员扯上关系，并打听到许多交易界的秘闻。
亚当斯是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上过越战前线，回到美国后进入金融界。他饶有兴趣地听着格里芬的讲述。格里芬既聪明又专注，问了一连串关于市场的问题。亚当斯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思考前后一致的答案——它们太有深度了。
亚当斯将格里芬引见给3I投资人之一的迈耶，安排他们在纽约见面。迈耶也对格里芬感到十分惊奇——这个小伙子对投资技术有着广泛的了解，而且擅长使用计算机，这在交易日渐机械化和电子化的时代前途无量。但令迈耶印象最深的还是格里芬对市场的理解力。他回忆说：如果你只是一个管理着几十万美元的小屁孩，那你是很难通过融券实现卖空股票的。所有主要的融券商他都去拜访过，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由于他的不同寻常，他获得了很高的信用等级。1989年，格里芬的事业之舟在芝加哥格伦伍德公司的办公室里扬帆起航，初始资金是100万美元。很快，格里芬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程序进行可转换债券交易，收获大笔利润。第一年的回报率就高达70%。迈耶对此印象深刻，他决定帮助格里芬建立自己的基金。他想着还有哪些基金的策略跟格里芬相似，这时，他的脑海里跳出了爱德华·索普的名字。
格里芬有了自己的基金，也有了自己的种子。他招募了一个交易小组，当他的手下们得知老板是个一脸学生样的小屁孩时都惊愕不已。万事俱备，只欠大名。格里芬和几位新员工写下自己为公司起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投票。
当然了，最后胜出的是“大本营”。1990年是对冲基金“黄金十年”的元年，格里芬的资金要塞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日后金融界最恐怖的赚钱机器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还在10岁时，彼得?穆勒和家人一起去欧洲旅游。周游了几个国家之后，他发现了一件怪事：不同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各不相同。他问做化学工程师的父亲，能否在伦敦买入德国马克，然后拿到德国去把它们换成美元，这样就有利可图了。
就这样，小穆勒本能地把握了套利的概念。 穆勒于1963年出生于费城，但在新泽西州的韦恩市（Wayne）长大，那里距离曼哈顿只有半小时车程。穆勒从小就富于数学天分，对一切游戏都感兴趣，拼字游戏、象棋、双陆棋，没有他不喜欢的。在韦恩谷高中（Wayne Valley High School）读书时，穆勒开始对计算机编程着迷，他将编程和对游戏的热情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双陆棋程序，把他的数学老师杀得哇哇大叫，还一口咬定电脑作弊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穆勒的主修科目是理论数学。他被神秘的数论深深吸引，着迷于其中的复杂结构和普遍模式所蕴涵的美。除此之外，穆勒对音乐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选修了几门音乐课程，还参加了一只爵士乐队，担任钢琴师，在各个学生活动和校园俱乐部中演出。
1985年，穆勒大学毕业。他驾车横穿美国，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纽约的德国软件公司德利多富（Nixdorf）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报到日期——他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东海岸去，他太喜欢加利福尼亚州了。
不久，他开始为一家体操馆弹电子琴，几位身着体操服、肌肉发达的女人随着他的音乐起舞，做着圈操和球操练习。他尽全力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找了一份为艺术体操队演奏背景音乐的差事。
很显然，这个工作没办法糊口，光是在朋友的朋友家借宿就要花费他每月200美元的房租。室友也令他难以忍受——总是在穆勒找节奏的时候在院子里乱打枪。
一天，穆勒看到一则小广告：伯克利一家小金融工程工坊BARRA有限责任公司（BARRA Inc）招聘一位Fortran程序员。Fortran是编写统计问题程序的常用语言，穆勒对此一窍不通（虽然他对自己能够迅速掌握它毫不怀疑），也从未听说过BARRA公司。但他仍然申请了这个职位，前往伯克利面试。穆勒自信满满地踏入BARRA的办公室，脑子里闪现的满是在普林斯顿学到的理论数学火花。他对自己将要踏入的量化金融界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上过任何金融课程。他甚至以社会主义者自诩，揶揄自己在《华尔街日报》旧金山分部兼职的女朋友是资本主义走狗。但他对资金如何运转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也希望可以从这份工作中赚点钱。面试前，穆勒去了一趟洗手间，被里面的烟蒂吓了一大跳。穆勒有点洁癖，对健康极为重视，非常鄙视吸烟行为。那个烟蒂几乎毁了这次面试。穆勒打起了退堂鼓，他怎么能够忍受在有人吸烟的办公室里工作呢？最后，他还是勉强接受了面试，却得知BARRA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他在洗手间看到的烟蒂是访客留下的。
经过数轮面试，他拿到了BARRA的录用通知，也接受了这份工作。
1985年，BARRA是西海岸量化金融界的泰山北斗。该公司成立于1974年，创始人是离经叛道的伯克利经济学教授巴尔·罗森堡（Barr Rosenberg），他是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从象牙塔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先驱之一。罗森堡又瘦又高，顶着一头大波浪，是个资深佛教徒。他向来反对古板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课题是：不同样本的病人对于同一种药品会呈现出什么不同反应。与此同时，作为业余爱好，他已经开始收集股市数据，并很快就对此着了迷。他发现，正如病人对药物反应各异一样，股票也经常显示出奇怪的、似乎难以解释的价格行为。罗森堡认为：肯定有某种逻辑在混乱的表象下起作用。一种理解股票价格运动原理的方法是，将促使其上蹿下跳的因素进行分解——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就分离出两个因素：股价和以市值衡量的公司规模。但是，罗森堡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常规因素。通用汽车的股价由经济和市场中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包括汽车产业、大市值股票、美国股市、油价、消费者信心、利率，等等。苹果电脑的股价也包含多个因素，比如大市值股票、技术、消费者因素等。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森堡在他的伯克利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发了跟踪数千只股票各种因素的量化模型，并把它们编成了电脑程序。后来，罗森堡开始将他的模型出售给量化策略日益重要的资金管理公司（尽管很少有买家能够像纽波特海滩的索普那样技艺高超）。1974年，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为巴尔-罗森堡合伙公司，后来改名为BARRA。
不出几年，BARRA就培养出一大群拥趸。令罗森堡大获成功的是BARRA的基本面风险管理服务（Fundamental Risk Management Service），这是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基于收益、行业状况、市值大小和交易活动等因素预测股价的行为。
当穆勒进入BARRA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基金经理正在使用BARRA最新的量化策略管理资金。罗森堡本人于1985年带着一小群同事离开了BARRA，前往奥林达组建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罗森堡法人股票管理公司（Rosenberg Institutional Equity Management），这件事就发生在穆勒加盟后不久。不出几年，新公司的资产管理额便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投资遍布世界各地。（最近，罗森堡已不再满世界追求财富了，他回到伯克利，在宁玛佛学院［Nyingma Institute］教授佛学。）
穆勒在BARRA参与的第一批项目中，有一项是关于BARRA的主营业务——分析股票回报的各个组成部分。罗森堡在离开BARRA之前看了一眼穆勒的工作，露了一手他在识别市场背后的经济力量方面的深厚功力。“这个因素一定是油价，”他说，“看看这两次能源危机之间形成的钉子钉子：可能指图形上陡峭的V字形。——译者注……至于这个因素嘛，肯定和利率有关。”
问题是，穆勒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犯了个数学错误，这些数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重做了分析工作，羞愧万分地把新结果拿给罗森堡过目。
“这回看起来好多了，”罗森堡说，“这个因素一定是石油因素……而这里是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措施。”这次事件说明，虽然罗森堡可以迅速将数学和模型转变为真实世界的事件，但即便是道行最深的老手，也免不了遭到数据的糊弄。即使有着最尖端的数学作为工具，罗森堡和他所创造的量化方法中仍然隐藏着邪恶的巫师。对于隐藏因素的不懈追求可能演变为跳大神，与占卜算命合为一流。
BARRA宽松的氛围令穆勒如沐春风，继新泽西的慵懒郊区和普林斯顿的静谧走廊之后，穆勒又一次找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得到了升华。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60后怀旧风劲吹的时代。没有比伯克利更潮的地方了，左手是冲浪胜地半月湾（Half Moon Bay），右手是海特—阿什伯里嬉皮士天堂。当然了，为金融研究机构卖命并不符合嬉皮士的作风，但穆勒对此并不在意。他受够了口袋紧巴巴、为了几个小钱弹琴的日子。他在BARRA每年能赚33 000美元，这真是太棒了，未来肯定还会步步上升。最重要的是，他下定决心，不管他能赚多少钱，守财奴反正是再也不当了。罗森堡是他的榜样：既赚得了大把的金钱，又保持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在BARRA的日子真是舒坦。这里气氛随意，没有人过问衣着打扮。公司里唯一西装革履的家伙是市场总监。员工们可以在午餐时一边吃饭，一边切磋切磋学术，侃侃大山。穆勒交了个女朋友，还在一个爵士乐队兼职。每到月圆之夜都有一帮员工开展午夜狂奔活动，完事之后去酒吧喝一杯，不过穆勒更喜欢去冰激凌店。穆勒很快便掌握了Fortran语言，开始为公司修正代码。但他更渴望学点BARRA的实际工作：金融建模。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一头扑进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经典中——研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等的理论。
他还发展出一项新的爱好：扑克，开始频频出入距BARRA办公室20分钟车程的爱莫利维尔橡树扑克俱乐部（Oaks Card Room）。他贪婪地研读了大量扑克攻略，很快便在橡树俱乐部的高赌注牌桌上所向披靡。穆勒很快嗜赌成瘾，他每周要在橡树俱乐部玩上10~15个小时的牌。有时他还参加马拉松牌局，以此检验自己的耐久力。有一回，他从周五晚上6点一直玩到周日上午10点，结果在驾车回程途中因过于疲倦在等红灯的时候便沉沉睡去。1989年，穆勒被分配去为BARRA的一个新客户做事，这个客户便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吉姆?西蒙斯正在寻找行家帮他解决大奖章基金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穆勒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大奖章的闲置现金）非常巧妙，西蒙斯意欲将他招致麾下。穆勒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拒绝了西蒙斯的好意。当时他自诩学术界人士，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献都说明长期击败市场是不可能的事，穆勒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不久以后他就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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