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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百余年前的中国迈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自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上谕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开始（可算作中国面向近现代改革之发端），无数仁人志士探求中国未来之道路，逡巡五十年直至辛亥，遂有武昌起义推翻帝制，为共和肇始。
凡事皆有因果渊源。追述辛亥事变，除却革命党人多年的不折努力，还要从辛亥年之前修建铁路说起。
与现今国人乘坐便利高铁不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尚无法接受这一怪异的发明，遂有中国第一条铁路（即吴淞铁路）修而复拆的结局（当然，拆除原因相当复杂，吴淞铁路原本就是英国怡和洋行欺瞒上海地方政府所建，算不得光明正大）。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铁路的经济属性和军事属性逐渐为洋务派所认知。为解决开平矿务局煤炭运销问题，清政府于1881年批准该局修建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自建自营铁路（为获得清廷保守派认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特别声明该路为骡马牵引，并非机车牵引）。至1888年，唐胥铁路已从唐山一路延展至天津。此时，李鸿章奏请将铁路干脆从天津再修至通州，抵近京师。清政府将该奏疏抄送各军机大臣及地方大员，要求各抒己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疏认为中国修建铁路应当先建干线，首倡建设京师至汉口的卢汉铁路（起点设在卢沟桥，没错，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所在地）。此后，清廷谕准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当然不够）修路，不过修路款只拨了一年就没了下文，搞了个虎头蛇尾。
甲午战争后，光绪帝深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决意力行实政，修建铁路列为首项。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正式启动卢汉铁路建设计划。由于《马关条约》背负对日巨额赔款，有限资金又投入津卢铁路建设（就是李鸿章1888年倡议的铁路建设项目），此时的清政府根本没钱同时再投入修建卢汉铁路（彼时张之洞在中央政府的话语权还是不及李鸿章啊），原本打算实行“官督商办”，由沿途各省富商士绅集股，但当时清廷信誉扫地，国内华商各怀观望，无人问津，不得已采纳盛宣怀提出借洋款筑路的建议。
卢汉铁路“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这么一个重大的铁路建设项目，自然被西方列强当成肥肉，美、英、法、比接踵而至争相竞标，欲以该路掌控中国内地的野心昭然若揭。清政府和张之洞也不是傻子，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美、英、法相比，比利时“于中国无大志”。有鉴于此，1897年5月27日，清政府选择与比利时公司（其实法国已暗中入股）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450万英镑（年息5厘，9折付款，期限30年）；筑路工程由比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厂可以供应外，“皆归比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铁路建成后，“由比公司选派妥人，将该路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如中比双方关于此路事务发生争执，“则由总理衙门大臣、比国驻京大臣会同另请第三位公正人（即法国公使）评断”。就此，卢汉铁路修建和经营管理权均落入法、比两国之手，开一恶劣先例。
1901年1月29日，因应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决议新政。《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加彰显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丑恶嘴脸。在这一新形势下，为避免重蹈卢汉铁路覆辙，仅1903年至1907年间，就有十五省先后成立铁路公司，各地不仅富商士绅纷纷入股，甚至不少富裕农民都买入股份，“保中国自主之权利”、“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不准将股份售与非中国人”，“废约、拒款、收回路权”运动此起彼伏。当时比较有名的中国商办干线就是川汉铁路（成都至汉口）和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实为武昌，当时长江上还没有桥梁连通武昌和汉口）。
好了，100多年前，中国人终于第一次开始风起云涌地自己修建铁路。注意，这不是在清政府的领导下，而是各省自己在行动。从各省自建铁路公司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地方上已经权威扫地，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大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不过，修建铁路这个事情我们先说到这里。要知道，压倒大清王朝的可不是仅仅这一颗“稻草”。
我们都听说过“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1910年，也就是辛亥前一年，这只蝴蝶的翅膀开始在大洋彼岸扇动，大清王朝最后根基终于开始被撬动。对，你想的没错，这次是美国。
20世纪初，世界汽车工业刚刚兴起，国际市场对橡胶需求量异常旺盛，导致与橡胶产业相关的公司股票价格飞涨，创富神话也蔓延到当时远东金融中心的中国上海。不少橡胶公司通过上海的洋行经办和发售股票，股市高峰期，中国上至重要官员，下至难以计数的各地钱庄、商人乃至一般有点财力的老百姓均有介入。1910年6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限制橡胶进口和消费，国际市场橡胶价格开始断崖式持续下跌，引发股市恐慌，股价暴跌，一场金融风暴拉开序幕。
1910年7月21日，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首先倒闭（共损失500多万两白银），紧接着森源、元丰、会丰、协丰、晋大五家钱庄也先后倒闭。为避免金融领域发生系统性危机（是的，这个问题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就已经存在），经清政府批准，上海地方政府向九家外国银行紧急借款350万两白银，再拨付上海海关税银300万两救市，暂时稳定了局面。
这波金融风潮原本已经趋于和缓，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发生戏剧性逆转。1910年9月，清政府按惯例要求上海海关上缴税银190万两用于偿还当年的庚子赔款。实际上，上述款项已被上海地方政府用于救市。为此，当时的上海地方政府负责人蔡乃煌（注意，他是袁世凯的亲信）有鉴于救市是经清政府批准，且上海金融市场尚未完全稳定，遂上奏清廷请求暂由大清银行垫付该款。大清银行并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这样的权益之计原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没曾想，这份奏疏落到度支部右侍郎（即财政部副部长）陈邦瑞的手里。这个陈邦瑞早就看不惯蔡乃煌仰仗袁世凯的关照“飞扬跋扈”，袁世凯此前一年已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养疾，这时不落井下石踩一下政敌还等到什么时候（嗯，晚清党争也很厉害）。于是乎，陈邦瑞在向军机处汇报时指责蔡乃煌妄称上海市面恐慌，实为恫吓中央，拖付“庚款”，有损朝廷颜面。清政府遂严令上海方面两个月内上缴税款。没有了袁世凯在中央撑腰，蔡乃煌也只能吃瘪，无奈向承接救市巨款的钱庄催要官银，一举提款超过200万两白银。屋漏偏逢连夜雨，上海的外国银行似乎嗅到什么风声，1910年10月7日突然联合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清政府和外国银行这一系列匪夷所思地操作终于捅了金融市场的马蜂窝。首先倒下的是救市出力最大的钱庄源丰润，外国银行见状开始停止拆款并追回欠款，更是雪上加霜。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原本邮传部右侍郎（也是个副部级），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李经楚（李鸿章的侄子）出面，从交通银行拆借287万两白银，试图帮助上海方面堵住亏空。然而1911年初（是的，我们的叙事已经进入辛亥那一年），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这是部长），为打击交通银行帮理梁士诒（又是一个袁世凯的亲信），他组织人员严查交通银行帐目，严令上海方面退还此前借款（又是为了党争）。如此一来，一场金融风暴终于不可避免，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当时国内五大经济重镇南京、镇江、扬州、杭州、宁波，所有国内民间金融机构全部倒闭。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许多外国银行的借款也无法及时收回，损失惨重。
在西方列强眼里，晚清的中国软弱可欺，纷纷要求清政府负责清偿外国银行借款。金融风暴原已严重冲击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再加上背负沉重的庚子赔款，清政府哪里还有余钱去赔偿外国银行？明明都是投机分子惹的祸，最终却让中国政府背锅，但西方列强也得罪不起，清廷总要有个说法。两难之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又想到了卢汉铁路的老招式（股灾的最后一张“桥板”就是他拆的，现在他又想到“搭桥”了），臭名昭著的四国银行团隆重出场。
先说说什么是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是指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这四家银行为了垄断对华贷款，觉得自己单打独斗力量不够，还容易彼此内耗，让中国从中得利，于是决定组团鱼肉中国。四国银行团1910年组建后就立即盯上中国的铁路建设项目（经济、政治、军事意义重大），一直催逼清政府仿照卢汉铁路旧制，贷款修路。在盛宣怀的策划下，1911年5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两份捆绑借款合同，一份借款1000万英镑用于整顿中国金融币制（实际上就是赔偿外国银行在橡胶股灾中的损失），另一份借款600万英镑用于建设川汉和粤汉铁路（利息五厘）。这下似乎两全其美，清政府有钱应付列强勒索，四国银行团染指中国铁路也遂了愿。
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虽然这次借款修路合同没有以路权作抵押，与卢汉铁路相比确有较大进步，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均已民办，建设和运营本与政府无关，清廷如何有权自作主张借洋款负外债？不过对清政府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民办吗？收回来不就得了。逻辑就这么简单。清政府随即宣布“干线铁路国有”，并且说干就干，立即任命素有维新改革之名的端方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负责收回铁路事宜。
铁路国有政策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大家要注意，这个政策挑战的可不是原本要推翻满清的那些革命党人，而是已经入股商办铁路的地方官员、富商士绅乃至一部分富裕民众。原本有些人还天真地以为政府收回路权，总要把民间原有投入资本退还，至少去息保本吧？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幻想。清政府被橡胶股灾和列强敲诈搞得焦头烂额，新政实业短时间亦未见起色，还有庚子赔款重负，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哪来的闲钱赔付众人？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端方联名致电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王人文本是四川布政使，原四川总督赵尔巽月余前调任东三省总督，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在驻藏大臣任上，尚未赴任，遂由其护理该职，不经意间承接了这个烫手山芋），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说白了，政府就是来割韭菜的，不仅收路，而且夺款。清政府这样耍无赖，连王人文都看出来“此电一宣，全省必乱”，只能先压下电文尽量拖一拖。不想盛宣怀和端方随后绕开四川总督府，直接电询川汉铁路公司是否收到国有方案，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这下瞒不住了，只好公示电文。果然，国有方案一经公布，四川全省群情激愤，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2400多人参会。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愤慨发言：“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全场哭声动地，连现场维持秩序的军警也跟着哭（估计也是铁路股东）。大会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选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并通电全国，声明坚决“破约保路”。看着众人请愿，王人文也很同情，上疏清廷参劾盛宣怀丧权辱国，应治欺君误国之罪，并自请处分。清政府这时怎么可能打自己的脸？结果就是申谕严饬王人文。1911年8月2日，在盛宣怀和端方的屡次催促下，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达成都上任，王人文则被革职离川（他倒是借机脱离了苦海，一定如释重负）。
赵尔丰刚到成都，原本也与王人文秉承同一立场，同情保路，参劾盛宣怀。1911年8月24日，成都开始流传清廷意图镇压四川绅民，一时群情哗然，纷纷罢市罢课，并迅速席卷全省各地。9月1日，保路同志会进一步号召全省农民拒缴粮税。9月5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呼吁四川绅民自保，大有革命独立之意。
清政府这时才着了急。刚刚按下股灾的葫芦，这又漂起了保路的瓢。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与王人文不同，赵尔丰被时人视为能吏，就是执行力强，在任驻藏大臣扑灭西藏叛乱时就行事果断。这个执行力放在四川，就表现为“既然中央不接受我的建议，那就只好严格执行中央的指令。”9月7日，赵尔丰以会研邮传部电文为由，邀请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保路同志会领导一行九人赴督署，随即全部拘押。成千上万群众闻讯，手捧光绪帝牌位赴督署请愿放人，巡防军统领田征葵率先下令军警开枪弹压，当场打死32人，伤数百人，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鼓动下，四川各地保路同志会纷纷组建总计多达数十万人的保路同志军。保路同志军不仅包围成都，也在四川各地攻城拔寨，部分驻川清军也调转枪口，响应革命。1911年9月25日，容县宣告独立，建立起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四川全省局势糜烂，已不可收拾。既然川军已经无法依仗，清廷急调陕西、湖南等五省清军平叛，同时罢免赵尔丰，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一部入川。于是，驻扎武昌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奉命开拔。
在辛亥这一年，全国革命党人的目光终于开始聚焦于武昌。
当时坐镇武昌的是湖广总督瑞澄。瑞澄也算能吏，在湖北力推改革新政，与立宪派张骞等人相结，官声原本不错，却与端方素来不睦（又是党争）。事实上，这时候的武昌并不太平。革命党人在湖北活动日久，新军中亦有不少同情与参与者。瑞澄当然知道其中利害，所以在组建入川新军时，特意要求第八镇统制（即师长）张彪将怀疑有革命倾向的部分官兵划给端方。这样一来，虽然武昌兵力略显空虚，但分化了革命力量，也顺带给端方穿了小鞋（这支部队两个月后果然发生兵变，端方被杀）。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即谋划武汉大举。这时湖北部分新军入川，武昌留守清军仅万余人，且近半与革命党有联系，这与广州起义仅百余人参加不可同日而语。起义机不可失。1911年9月24日，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由双方领导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组建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和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刘公租处），推举蒋翊武（文学社负责人）为临时总司令，孙武（共进会负责人）为参谋长，刘公（同为共进会负责人）为政治筹备处总理，决定10月6日（农历中秋节，民间流传八月十五杀鞑子）湖北湖南两省同时举义。
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联席会议这一天，南湖新军突然发生兵变，起义计划被打乱。事情的起因是，驻扎武昌南湖的炮标三营士兵孟华臣（革命党人）组织酒席宴送几名退伍士兵，被值日排长喝止，双方发生争执，闻讯而来的营长重责孟华臣等人军棍，引发其他士兵不满，群起抢夺军械大炮，捣毁营部。马标骑兵随后奉命前来弹压，兵变士兵四处逃散。南湖兵变虽然仅历时一天即告结束，瑞澄却成惊弓之鸟，随即宣布武昌全城戒严，中秋节不放假，官兵一律不得离营，军械全部上缴。四天后，湖南方面又传来消息，当地起义准备不足，希望延期10天举行。为此，起义时间被迫推迟到10月16日。
时间来到10月9日，孙武、刘公等人当天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进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孙武在二楼赶制炸弹，不慎碰倒盛有硝酸的玻璃瓶，引发爆燃。孙武头面部和双手烧伤，众人匆忙将其送往医院。收拾现场时，大家慌乱之中一时找不到储物柜钥匙，无法清理存放在里面的起义文件。这时，俄国巡警闻声赶到，刘公机警脱身，但起义文告、革命党人名册等文件被起获。事后，刘公安排李淑卿（其妻）、刘同（其弟）返回欲转移存于宝善里1号的物品，被俄国巡警当场抓捕，随即连人带物被移交至湖北当局，起义计划彻底暴露。
2011年10月9日当晚，湖广总督府和起义总指挥部都在紧急开会研究应对之策。
督署这边，湖北布政使陈树屏认为此事牵扯众多，一旦严究，必激兵变，不如当众销毁名册，以安民心，待局势稳定再徐图之。师爷张梅生则认为革命党造反之心路人皆知，不如借机按名抓捕，斩草除根。瑞澄思虑再三，决意采取强硬手段，遂下令全城关闭搜捕革命党人。
起义总指挥部这边，事发突然，孙武因身份已暴露被送往汉口法租界躲藏，刘公出走，剩下蒋翊武也犹豫不决。身边有人激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当机立断，提前起义，蒋公事到临头又怕死了吗？蒋翊武遂愤然决定当晚12时以南湖炮标炮声为号起义，并立即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部。
起义总指挥部的会议结束没多久，军警就赶到现场。蒋翊武人长得土头土脑，不像是革命党人，也未着军服（他本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三营正目），幸运脱逃出城，但彭楚藩（宪兵营什长）、刘复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三营士兵）被捕，此后军警又陆续抓捕杨宏胜（第十五协第三十标正目）、张廷辅等共三十二名革命党人。连夜审讯，这些人无一招供。
1911年10月9日夜，由于当晚武昌全城戒严封闭，大部新军没有及时收到提前起义的指令，少数接到指令的新军，也没有等到午夜12点的炮声。原来，负责通知炮标提前起义的邓玉麟直至凌晨才赶到南湖军营，炮标营代表徐万年认为已过起义时间，不能擅自行动，只好临时决定暂时推迟。
1911年10月10日清晨5时，瑞澄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斩首示众。整个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时，新军开始清查内部革命党人，各部革命党人大多已知错过了前夜起义时间，又没有新的行动命令传达，一时人心惶惶。当天，新军工程营正目（即班长）革命党人熊秉坤正好负责值勤巡查，遂利用食堂吃饭间隙与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以及第三十标司书生王文锦串联。熊秉坤为激励大家，假称已接获上级命令，当晚趁晚操起事。不想当日清军加强戒备，取消晚操。熊秉坤与众人商定在当晚7时第一次点名后至9时第二次点名前择机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6时许，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炮营辎重队革命党人认为前夜起义时间已过，起义领导人要么被捕杀，要么下落不明，起义继续拖延只恐生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士兵李鹏升随即点燃草料库，首先发动起义。临近工程队也纷纷响应。但这支起义部队事先并未与新军其他各部联络，城内只见隐约火光，并无响应。武昌当晚所有城门紧闭，这支起义部队绕城大半，一时也没有办法入城。
1911年10月10日晚7时许，武昌城内雨雾蒙蒙。新军工程营二排哨长（排长）陶启胜查夜时发现所部多人不在营中，又见一名正目金兆龙（革命党人）违反军令手拭步枪，身旁还有一盒子弹，遂上前呵斥。两人一言不合扭打起来，陶启胜将金兆龙按倒在地。金兆龙疾呼：同志们，现在不动手，更待何时！士兵程正瀛（革命党人）随即持枪上前以枪托击打陶启胜，其他士兵也纷纷涌上，陶启胜眼见局面失控，转身逃跑，程正瀛当即开枪击中其臀部（陶启胜后伤重而亡）。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不经意间，被一名普通士兵打响了。
枪声一响，工程营代理管带（即营长）阮荣发、前队队官（即连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先后赶来弹压，在众人鼓噪下，程正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相继开枪将其击毙。全营大乱。此时，在外值勤的熊秉坤赶到，当即吹哨集合队伍，对空连开三枪，正式宣布起义。附近第二十九标、三十标革命党人听闻枪声，首先响应。武昌城内一时枪声大作，新军各部革命党人纷纷冲出军营，起义之势遂成。
起义军首先按照原定计划冲向楚望台军械库（储备有数万支枪械、数十万发子弹，炮若干门），新军工程营守库官兵反正，大量军械分发给革命党人。起义军士气大振，两个多小时已聚集近四千人（当时的武昌，确实比广州更革命）。
枪有了，人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起义总指挥部已被破坏，原定起义领导人均不在武昌，熊秉坤只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指挥这支部队。乱哄哄中，大家发现了起义军中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虽然只是一名连长，但在湖北新军中却鼎鼎有名。他曾入学湖北参谋学堂，先后参加过彰德秋操和太湖秋操，编写的军事分析文章深受张之洞、黎元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即旅长）赏识，命令印发全军学习。此时，众人拥戴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当仁不让，随即下令起义军兵分三路，分别由熊秉坤、马荣、邝杰指挥，进攻湖广总督府以及附近的第八镇司令部，同时命令程国贞指挥城外炮标抢占武昌城制高点中和门与蛇山，布置十七门大炮支援步兵（这时在城外首义放火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炮营辎重队和工程队，才跟随南湖炮标冲进城内）。
当时武昌城除四千多名起义新军外，尚有五千余名清军驻守，但由于事发突然，通讯线路又被起义军斩断，当晚真正接受瑞澄和张彪指挥的只有大约两千清兵。千万别小瞧这些清军，督署和司令部的驻防清军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沁机关枪，每分钟可以发射600发子弹，而起义军手中大多是汉阳造步枪，每打一枪都要重新上膛。火力上的差距，导致双方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起义军从晚上10点半开始进攻，至午夜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双方步兵相持不下，但炮兵在起义军这一方，而且已经占据武昌城制高点。可惜的是当年还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通讯设施和夜视装备，炮兵黑夜中看不到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的准确位置，无法有效支援步兵的进攻。如果这样僵持下去，一旦天明，获知消息的其他地区驻防清军赶来增援，这次起义势必又将重蹈广州起义的失败覆辙。
重压之下，又是熊秉坤站出来，亲自组织40人的敢死队冲击清军防线。黑暗中，敢死队冲至距离督署四五百米处，发现有一服装店，遂叫出店主，与其商量点火服装店为炮兵指明坐标，革命胜利后再予补偿。店主二话不说，主动点着自己店面。此时，敢死队员纪鸿钧手提一桶煤油，冒着密集弹雨，冲至督署耳房纵火成功，自己却英勇献身。随着督署附近不断冒出的火光，起义军大炮开始准确轰击清军防线。
双方战至凌晨，突然一发炮弹击中督署签押房，督署大堂顿时一片火海。一直在督署坐镇指挥的瑞澄终于顶不住压力了。他拒绝了师爷张梅生（看来这是一个顽固派）继续坚守总督衙门的建议，让人在督署后墙挖了一个洞，带少数随从逃离武昌城，避往长江上的楚豫号军舰。湖广总督瑞澄一跑，清军军心大乱。战斗力最强的督署驻防清军没有了指挥，很快溃散。
此时，第八镇统制张彪还在司令部指挥剩余清军继续顽抗，甚至还组织反攻，并在城门贴出布告，宣称起义官兵如果投降则既往不咎。只是这时已经没有人再看他的布告了。随着起义军主力的反复进攻，张彪终于不支，在水师营统领陈得龙的接应下，率残军撤往汉口。临近天亮，起义军肃清城内清军残余，武昌全城光复。
1911年10月11日清晨，武昌城头第一次升起象征共和革命的铁血十八星旗。此后两个月内，中国内地十五省先后宣告独立，长江以南皆为革命军所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国成为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我们才是亚洲民主革命的老大哥）。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宣告退位，清朝灭亡。
辛亥那一年，蒋翊武26岁，孙武32岁，刘公30岁，彭楚藩27岁，刘复基26岁，杨宏胜25岁，熊秉坤27岁，蔡济民24岁，王文锦34岁，李鹏升31岁，金兆龙22岁，程正瀛26岁，吴兆麟29岁。
记起一句话：“他们相信未来，我们才拥有现在。”
撰稿人：李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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