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下的“危”与“机”
端午节假日特朗普批注对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和初步清单大体一致。
直接影响来讲，美国关税制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剧通胀压力上。估算来看，若美国单方面采取动作，50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量级至多影响中国出口总额的2.5%，名义GDP增速的0.45%，和0.8%的失业率。而若中国采取对等的贸易反制措施，那么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冲击还会得到一定缓释。但国内通胀可能面临较大上行压力，这源于：1）农产品关税上升会加剧食品通胀，2）贸易战带来的避险需求会推动油价上涨，3）对其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亦会加剧输入型通胀。
尽管贸易战对中国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不算太大，但问题的关键是贸易战的外溢效应。这会加速当前全球贸易中已在形成的两个趋势，可能对中国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深远的影响。
一个趋势是，发达国家生产从“外包”转向“内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扭转了全球贸易持续快速上升的过程。2015-2016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60%连续下降至56.4%，背后体现的正是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不同于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将低端制造业“外包”（outsourcing）到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3D打印、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帮助降低了生产的劳动密集度，发达国家开始倡导制造业回流，insourcing（内包）与reshoring（回岸）的趋势正在逐渐浮现。而特朗普高举“制造业回流”的口号，及其可能激起的连锁反应，会对全球贸易的增长施加更大压力。
另一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日益衰减。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与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仍远低于美国，但加工贸易向东南亚国家迁移的趋势早已引起各界关注，也是中国近年来寻求提升制造业附加值的重要压力源之一。倘若美国向中国制造施加高额关税，即便中低端制造业不能回流美国，也很可能加速转移到人口素质和制度环境逐渐改善的东南亚国家。
此外，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成长也可能会在此过程中遭遇障碍。在全球生产率增长长期停滞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从过去的互惠共赢，转向利益争夺与分配。在此形势下，美国在高技术领域打压中国，是其挑起贸易战的主要经济诉求。这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美国将在“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及“中国制造2025”等方面不断向中国施压，甚至可能联合欧洲等国共同打压和孤立中国。这种外溢效应更加需要警惕。
因此，贸易战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深刻的，这里并不是以500亿美元的贸易额直接计算，而是贸易战一旦开打会加速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回落，并给我国超高端制造业的攀升造成较大阻力。
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成为倒逼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动力。贸易战的高压态势将会促使中国在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让步。在此过程中，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2025的争议，发展多元出口，提高核心竞争力，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些都是贸易高压环境下须臾不可松懈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