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工棚中研制的中子源

王方定

1958年，30岁的我从莫斯科开会回到北京，发现组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办公地点由中关村迁至坨里；组里分出10人组建了第十研究室；工作性质也由核燃料前处理转向后处理。自从1953年从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分配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以来的5年时间里，我主要从事核燃料铀相关的分析工作。除此之外，所里还安排了大量的学习，学俄语、去北大旁听原子物理学……这一切都为日后的核武器研制埋下了伏笔。

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20号楼办事，刚走到门口，正好碰见钱三强所长从楼里出来。他叫住我，告诉我所党委研究决定派我参加原子弹研制，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当时钱先生很满意，高兴地说：“我想你也是这样的。”他接着说：“现在可以先做铀-235的核裂变产物的分离、分析和产额测定，质量分布外国人做了，我们中国还没有人做，你来做中国的第一条质量-产额分布曲线吧。”几天后，我拿着钱三强所长用毛笔写的私人介绍信，来到二机部大楼五层，在干部处长徐杰那里挂了号，就算是九局的在册人员了。这时我才发现，人们嚷着失踪了的邓稼先在这里，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胡仁宇也和他一样属于九局的在册人员。

此前，我国已于1957年5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约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在等待苏联援助的日子里，我们小组一边学俄语，一边做钱先生定下的课题——裂变产物分析。核爆之后的很多测量都会用到这些，这充分证明了钱先生的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

王方定小组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工棚

1959年6月20日，苏联方面单方撕毁协定，苏联专家撤走。二机部调整部署，开始立足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这时，我开始正式接手一项艰巨的任务——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用这些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装置叫点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当时有三条研制中子源的技术路线，我是其中一条路线的带头人。

研制任务开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原材料的缺乏，一些α放射性物质和元素周期表中的轻核元素都可以用作制备中子源的材料，我们小组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α放射性物质钋-210的提取上。但α源从哪里来？由于当时原子能院并不具备条件，就找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有一套放射性治癌的设备，可以通过提取氡来获得α放射性物质钋-210，可是量很少。这期间，钱三强所长问到我最近有什么困难。我就说：“我们提取的方法有了，但缺少原材料。”钱所长说：“我有，从法国带回来的。”于是钱三强所长带着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打开铁皮柜，拿出了近十个带磨口塞的石英瓶，这些瓶子直径约3厘米，高约6厘米。钱先生接着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镭D-E-F盐，放了这么多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了。”我从做天然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大量的钋-210原料，一下子得到这么多，真是高兴极了。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缺少实验场所，怎么办？钱先生建议我们小组建立一座简易工棚做实验室。他说：“操作强放射性物质的工作在工棚里做最灵活，可以很快把房屋建起来。内部设施可以做高标准的：油漆天花板墙壁、地面铺橡皮、设置手套箱、安装强通风机等。”他还说：“居里夫妇发现镭就是在工棚里完成的，已传为科学界的一段佳话。”说完，他立即给基建处的同志打电话，要他来办公室来一起商讨建工棚的具体事宜。仅仅一个月之后，一个以沥青油毡做顶、芦苇秆抹灰当墙的五间工棚在原子能所落成了，这里就成了我们研制点火中子源的地方。

工棚条件差，夏天室温高达三十六七度，还要穿上三层防护工作服，戴上两层橡皮手套，挥汗如雨。严冬季节，天寒地冻，自来水管都被冻裂，我们只好晚上把液体样药品和试剂搬到有暖气的房间，关好水井阀门，放掉自来水管里的水。第二天上班再复原。其实这都不算啥，因为做实验没有不紧张不辛苦的，什么时候都一样。

经过三年多的紧张实验，随着一个个难关被攻破，我们小组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掌握了工艺，生产出了比原来设计要求更高的成品。钱三强所长非常高兴，在召开的全所干部大会上说：“我们的中子源就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可是它的作用……”这时，全所上下才知道中子源为何物，我们小组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1959年，钱三强在重水反应堆控制室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