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5月从中国科学院调往二机部九局（九所），当时李觉担任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等科学家为副所长。当时朱光亚跟我说，调你进来搞爆炸力学。随后，九所成立了理论部，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周光召等为副主任。接着又成立了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我被分配到实验部五组，组长是任益民，副组长为经福谦。我们组分成两个方案队，一个队主要研究高压下材料状态方程，队长是熊后光，队员有董庆东、李国珍等人。另一个队主要配合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结构原理，吃透并验证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模型中的问题，从而建立我国独立的理论计算程序，设计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图纸。我担任这个队的队长（方案负责人），队员主要有李炳生、杨中正等人，还有一个工人叫张振民，主要负责安装实验装置。
铁塔上经历大风夜
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又称压紧型，在一个球体中通过引爆炸药而产生一种向心聚合的冲击波，从而压缩核材料使之达到高超临界。这种原子弹反应效率比较高。
在北京，我们所工作的地方叫“17号工地”。在那里，我们共同设计了5个试验方案,共做爆轰试验200余发(试验关键阶段有过一天打13发的记录)。这段时间，我们对原子弹的爆轰原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的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为理论设计提供了可靠的试验数据。
1962年，我爱人生孩子无人照顾，领导特批了我一周的假。但当时正是我研究飞层整型课题的关键时刻，理论与结果很不符合。我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岗位，整日思考工作，上下班骑着自行车时也在思考马赫反射问题，有一次差点出车祸。通过日夜攻关，终于使这一课题圆满解决，得到了院领导的一致好评。
1963年4月，我们到青海221厂后，赶上1964年草原大会战——二二一厂集中各个部门的力量大会战。我当时在实验部二室四组负责大型试验的爆轰试验，一共参与了六次大型爆轰试验。我们先做缩小一半尺寸的局部爆轰模拟试验，再做1：1尺寸的整体爆轰模拟试验。
经过这次缩小一半尺寸试验，取得的结果符合理论要求。因为聚焦波形符合以后，中子源在中心的温度就可以得到保证。中子源小球需要千万摄氏度以上的温度才能出中子。聚焦得不好，温度达不到，中子源就不会产生大量的中子，试验就会失败。
我们进行1：1尺寸爆轰模拟试验的时候，有一发用的是8号材料，大家对放射性材料心里有顾虑。作为组长，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请王淦昌所长来讲课。王淦昌说：“我做了一辈子放射性工作。人家说做放射性工作对生育有影响，你看看我，有5个孩子，我身体现在还挺好。大家不要害怕，只要采取正确的防御防护措施，就可以避免放射性的危害。”
六分厂进行缩小一半尺寸聚合爆轰试验以后，要清理场区。铀238材料的放射性比较强。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副防护面具，把那些散落的放射性材料拿刮子刮到一块儿，然后装在箱子里，最后用吊车把箱子吊走，埋起来。清理场区时,吊车司机坐在吊车里面，我摆手让他开进来吊，他就是不进来。我到驾驶室里面问他原因，他说：“你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面具，我只戴一个口罩,让我吊，我的身体怎么保障？”由于司机穿戴防护服无法开车，又考虑到试验已经过去一周，空气中的污染物都散了，只有地面上有污染，就给司机只配了口罩，没有穿防护服。为了打消司机的戒备心，我干脆坐在他的旁边,把我的防护服也脱了,防护帽子也卸了,然后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都不怕，你又不用下车，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司机把车开了进去，把箱子吊走了。
1964年6月6日,221厂进行了1：1尺寸整体爆轰模拟试验。这次试验除了不用核活性材料之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时所用的材料和结构。这次冷试验圆满完成，达到设计要求，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就准备做国家核试验了。
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进行了一次预演，就是把真的原子弹放到塔上去。我是塔上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我和队长陈常宜在塔上值班。前一天上去的时候，风力不过三四级的样子，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十一二级大风，我们想下来却已经下不来了。我们也没带水和干粮，又冷又饿，大风之中，铁塔以大约一米的幅度左右摇晃，我们被晃得晕晕乎乎，根本没法睡觉。就那样在塔上面值了一夜班。第二天仍然没有水和吃的，是工程兵的一个牛工段长，冒着大风攀爬到铁塔架子上，给我们送来了水、鸡蛋和面包。直到下午风小了我们才下来。
时间最终定在了1964年10月16日。采用的是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下室组装好，不插雷管。推到一百米高的铁塔下后，再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插雷管。
最紧张的插雷管时刻
原子弹能否试爆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了，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能否引爆成功。
1964年10月15日，罗布泊核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九院第九作业队大部分人员撤离现场。
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开始插接雷管。张爱萍、刘西尧、朱光亚、张蕴钰等领导签字同意。
终于进入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接雷管！3名操作手——队长陈常宜、同为副队长的张寿齐和我登上了高达102米的铁塔，等待插管指令。上去的还有陈能宽等领导，队员贾保仁负责记录哪个人插了哪个雷管，还要帮助递部件。
第一次进行核试验，要把数量甚多的雷管插好，操作手承受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要好，二是插接要到位。如果这两条做不好，直接关系到原子弹能否正常爆炸，影响核试验的成败……
雷管是西安804厂生产的，一批大概1000多发。做核试验的这一批，是在很多批次里面挑的数据最好的一批。挑出来以后，对这些雷管进行了可靠性与同步性实验。
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插接。这次插接用了几十根雷管，我们三个人花了三个半小时。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因为首次核爆插接雷管的工作全部都是手工操作。判断雷管是否插好，靠的是操作者的感觉和听觉，雷管插好时会听到“咔”的一声，如果有一个人说没听清，就会重新插。插完雷管之后，有一个人专门检查数据，进行测试、量尺寸，测试合格后，陈能宽再做最后的检查。
插好以后接导线，之后是导通环节，确定把同步装置与雷管联起来，这由赵维晋负责。此外要担心的还有静电。因为那时候空气很干燥，所以，我们插接雷管的同志身上穿的全是棉织品，包括鞋、衣服、裤子都是棉的。贾宝仁拿着雷管递给我们，我们操作一下马上去握一下接地的静电棒，确保消除静电，做这些动作都是很慢很慢的。因为动作很慢，所以插接的时间就比较长。
插雷管工作完成以后，经过领导检查，大家签了字，我们就下塔了。爆室下面空调间还有两个值班人员：一个是李炳生，另一个是杨岳欣，好像我们最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已先撤了，我记得在塔底下等待我们的是李觉、朱光亚和张蕴钰，李觉部长每次试验期间都现场坐镇，给我们无形的鼓励。
就这样，我们出色地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插雷管任务。
蘑菇云变成红云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全程亲身经历了那个现场。当时，现场许多人都是按照要求，脚朝着爆心，把脸捂着趴在地上，不能看，等到有人发命令才能起来。因为我是副队长，组织上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墨镜。我当时就一个念头——想亲眼看一看核爆，它还没有发号令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很巧，刚好是起爆的那个时间，我感到的首先是光，很强的光，看了眼睛可能会被闪瞎的强光，因为有墨镜做防护，所以才能看，其次是冲击波，然后才是声音。我处在50公里以外，看到爆炸场面时，我也有个基本判断：应该是成功了！因为一般几百公斤的炸药爆炸时，冲劲一会就散了，但这个爆炸引起的巨大能量往上冲，卷起周围的大量沙尘。我看着升腾而起的蘑菇云，一直看到蘑菇云散了，变成一朵红云向东边飘走了。
（叶钧道，男，1931年生，陕西户县人。1955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60年调入二机部北京九所。1963年转入青海221厂实验部，任第九作业队701队副队长。先后在221厂实验部、九院一所工作。曾任221厂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91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