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家国志存天下——读梁氏家风家训

      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和别的大家族不同，梁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梁启超却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比寻常的分量。他曾说：“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戊戌法失败不久后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写下了名篇《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即使处于那样颠沛流离的境地，梁启超仍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而后当袁世凯企图称帝时，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抵制复辟逆流。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梁启超不为所动，坚持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运动。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退出政坛后的梁启超，晚年一直在天津寓所安心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在这期间，他的家国情怀并未磨灭，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给自己的孩子们。1898年到1928年间，梁启超共给子女们写了400余封家书。这些家书，是梁启超家国情怀的最好见证。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1927年2月16日给孩子们书：“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透过浓重的笔墨，梁启超把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灌注到子女的精神世界里。他所希望子女成为的，绝对不是那种旧式家庭的孝子贤孙，而是一个肯于奉献社会的“新民”。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梁思庄，著名因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1927年5月26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家书中写道。“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梁启超的九个子女，有七个曾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都曾在美国学习建筑。归国后，美国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请夫妇二人去美国工作，却被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年代，梁林夫妇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实地考察测绘了大量中国古建筑，留下了大批珍贵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奠基之作。

     1949年9月24日，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在天津的码头上，梁思礼见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老母亲伸出颤抖的双手来迎接儿子。梁思礼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母亲的怀抱，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在一次采访中，梁思礼曾这样表达父亲对他的影响：“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