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平台型组织里，我们可能需要企业提供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激励机制，也需要企业提供一套协同作战的方法论。针对前者，联盟里的主要后台职能应该均以业务伙伴的形式派驻到一线，与业务部门共同劣后。针对后者，平台型组织的后台职能部门应该转型为前面提到的“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实现人力资源资本化。所以，后台职能联盟的主要任务可能是“投资评估”和“投后管理”。
在平台型组织里，HR团队的三支柱必然有所调整。我们的设想是，让HR的运作能够提升人力资源效能，从而真正推动经营。但是，HR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对于业务和生意的理解难言深度。在这个薄弱的基础上谈推动经营，自然是空中楼阁一样的设想。责任会计和绩效管理是所追求的，但如果企业或多或少会走向平台型组织，它们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挑战。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赋予一线业务部门更多的三权，如此一来，“失控”就成为一个巨大的风险。此时，老板们就迫切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让他们对一线业务部门进行有效“激励”和“赋能”。
苏锡常城镇化在乡镇企业推动、大中城市的经济辐射、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小区的建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等5大驱动机制下，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以小城镇建设为标志的农村城镇化阶段、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城市现代化阶段、以都市圈建设为龙头的城乡一体化阶段。从苏锡常的发展态势看，它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连接广袤乡村，形成城乡网络，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逐步联成一体，将两者各类经济社会要素优化组合，由城乡工业一体化扩展到城乡流通一体化和城乡文明一体化，以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决策者在决定应对办法和政策时，到底面临哪些可能的选择，哪些是碰不得的山或墙，要取决于当事人怎么看世界，特别是关于权利安排的观念。如果在一套观念下，“自由迁徙”被看作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那我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都不可以把消除、限制人民的自由迁徙权，作为一个选项。而在革命传统下，个人权利根本就不可能被看作一座碰不得的山，也不可能被看作一道碰不得墙。于是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压缩个人权利很容易被选为实现整体目标的手段。
乐清持续了十来年的农房买卖，本身就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实验室。各家各派，大可各带自家之假说——无非是认定的、假设的因果联系——到此地来查验一番。以为农房买卖必定天下大乱的，可以来查找一下，预言里那些乱象究竟有没有个影子？认定农房入市利国利民的，也可以到此地验证一番，是不是真的利民也利国。中性一点的，以农房入市为投入，顺藤摸瓜观察产出，分别查看对产业发展、外来人口、本地农民、市场供求、市价、财产性收益、政府影响，有利说利，有弊说弊，再议趋利避害之道，不也很好吗？可惜没有。原因也简单，我们这个地方，即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事诸事，也常常是“做得说不得”。为什么明明存在，且存在了很多年，却行得说不得呢？答曰：存在之行为可能有悖法律、有违政策，甚至仅仅不符合某精神、某种从来也没人清清楚楚问出个所以然来的禁忌。既然说不得，偌大一个中国，不少地方上蛮有意义的存在，仿佛就根本没有那回事，多少颇有价值的“社会实验室”，存而不用，学者只好转头去做看似精密的文章。
编辑：胡青
编审：朱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