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航空工业历史博物馆里“挖”宝
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长河中深挖细掘
今年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74周年。1951年4月17日，《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颁布，新中国航空工业踏上为国铸剑的征途。这就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出生证”。我们在第一期的《航史馆“挖”宝》已经详细介绍过。
那你知道“出生证”诞生之前的故事吗？
新中国航空工业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中建设起来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迎头还击侵略者。志愿军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尽管前线不断传来捷报，但是仍能听到交通线被敌机炸毁、物资运不上去的消息。我们没有制空权，地面部队和交通线缺乏空中掩护，领空受到严重威胁。
残酷的现实让国人深切感到：要想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要想保卫我国神圣领空不受侵犯，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党中央立即作出决策，决定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建立航空工业的重担就落到了重工业部的肩上，当时重工业部的代理部长是何长工。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亲自召集一批领导干部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沈鸿等同志。会议的主题是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问题。周总理还针对我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建设方针。原则是“由小到大”，在建立修理工厂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主持成立了赴苏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担任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总理再三叮嘱，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希望他们帮助我国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
▲赴苏谈判代表团三人：何长工（中）、段子俊（左）、沈鸿（右）
“我是游击队员”
1951年元旦，代表团肩负着历史使命，从北京乘坐伊尔-12飞机经齐齐哈尔、苏联赤塔等地，飞往莫斯科。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是一位久战沙场的老外交家，举止风趣，谈话幽默。他曾任驻英国大使，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法语不如何长工。何长工当时俄语讲得不流利，就同他讲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他见何长工这个“土包子”懂得好几种语言，很是奇怪，就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大概是一位将军吧？”
▲何长工（前排拄拐杖者）在苏联期间和留学生们在一起
何长工用俄语回答他：“我是个Партизан（游击队员）。”
这位老外交家耸耸肩，带着狡黠的神态说：“关于建立航空工业，你们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容易做啊！”
何长工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搞不起来。我们红军的建设也是从无到有的，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最后我们还是搞起来了，星火燎原嘛！你们更不用担心搞起来会被帝国主义从我们手里夺走，我们会用生命牢牢地捍卫胜利果实的。”
最后，何长工带着自豪的口气问他：“你相信吗？”维辛斯基听了何长工这一席话，态度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开始谈判
1月8日，谈判正式开始。那次与维辛斯基开门见山的谈话，对谈判工作果然有很大的促进。苏联对这项援建工程的谈判很重视，专门成立了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内的7人委员会。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参加谈判的有外贸部、国防部、空军、航空工业部以及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负责人。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联同志态度明朗，特别是军方和航空工业部门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谈判基本上是顺利的，谈判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工厂的设计究竟在哪里进行。苏方主张在莫斯科设计，设计图样送到中国再依图施工。我方坚持在中国设计，否则勘探等都有困难，不能每天坐飞机往莫斯科跑。另外，苏联主张先修理，以后再考虑制造，我方坚持在设计工厂时就把制造的安排考虑在内。经过18天的谈判，在我方坚持的原则和预想的三个方面，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航空工业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待协议正式签订后即可派8名顾问、100名专家来中国；
为承担短期内飞机、发动机的修理任务，以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提出派修理列车来华的意向；
工厂的设计工作在中国进行。
在谈判达成协议并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长途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汇报完谈判基本顺利后，何长工就争取到流动修理列车、坚持设计工作在北京进行等问题作了汇报。周总理说：“这是对的！建设的规模呢？”答曰：“规模相当。”周总理又问：“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舍不得的。”何长工答道：“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了。”周总理又说：“外贸部长到了还是要钱的。宜减少1/3，电话上不详说，以后搞补充计划。”晚上，代表团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修改计划。
▲何长工回忆录手稿
协议取得一致意见后，苏方立即送给斯大林审批。据说文件是上午11时送去的，下午2时就批下来了。斯大林在对中国援建的问题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代表团在苏联同志的热情陪同下，参观了莫斯科工学院，以及部分航空学院、航空工厂等。
2月26日，中国代表团满载着苏联人民的深厚情谊离开莫斯科回国。段子俊留在莫斯科承办谈判后的有关事宜，大概有这样几件事：
等待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对中苏航空工业技术谈判协定的正式批件。根据苏联的惯例，必须有正式批件，才能开始进行工作。苏联政府3月10日晚正式批准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
苏联政府考虑我国抗美援朝战争修理飞机的急需，决定先由苏联空军抽出一列修理列车（35—40节车厢）来中国，携带各种零备件，以应对我国对飞机、发动机的修理需求。
根据技术协定的要求，谈判签字2个月后，即派出如数的专家和顾问，按一般技术专家待遇，随后签订聘请专家合同，并由中国偿付苏联因派出专家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为使援建协议顺利执行，苏方建议我国在莫斯科设立专门接收机构，同时在满洲里也应设有专人接收材料和资料。
3月28日，段子俊完成了此次谈判的全部善后工作。
“你上飞机，我上马”
万事开头难，舆论是来自多方面的。有的同志见了何长工就开玩笑地问：“怎么样？你这个‘跛子’，还想飞呀！”何长工也风趣地回答：“跛了一辈子，也该飞了嘛！”去苏联谈判时，国内也有争论，是“两条腿走路”，还是先发展基础工业，然后再搞尖端工业，和平时期再逐步发展……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力量很薄弱的情况下，要拿出相当的人力、财力发展航空工业，意见是不一致的。
▲赴苏代表团与我驻苏使馆人员合影（前排左二：段子俊，左三：何长工，左四：沈鸿）
最终，毛泽东主席决策，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同意，才能搞起航空工业。当代表团赴苏谈判临上飞机时，陈云同志对何长工说：“长工，你上了飞机，我就上马！”还说：“富春同志说，你是个飞行‘悟空’，你到莫斯科谈判，国家一定要用外汇，财经委员会要为你上马。”
中央关怀、全国支援
1951年4月18日，根据中央决定，在沈阳正式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何长工负责配备得力的干部。何长工兼任了两年多的局长，副局长为段子俊、陈平、陈一民，以后还有王弼。何长工除了担任重工业部代理部长，负责全面工作外，主要是集中精力抓好航空工业的建设。哈尔滨一套轰炸机工厂、沈阳一套战斗机工厂、南昌和株洲的一套教练机工厂，三套主机工厂和辅机工厂的组建、选址，向上要东西、要人，何长工都亲自去跑。
▲航空工业管理局正式成立
最初，虽说苏联派来了不少技术人员，援建班子配得比较齐，但是翻译人员极其缺少。国家为了解决航空工业急需的翻译人员，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91名，全部分配到航空工业局，还从哈尔滨外专调来了一批学生，担任翻译工作。此外，航空工业局还派建设工厂的全套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
航空工业局一手抓建设，一手办学校。南京办起了金城厂和南京航空学院。沈元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何长工把几十个干部都要来了，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并任命沈元为副院长。既要筹建航空工厂，又要培养航空工业的技术人才，用何长工的话说，这是“双胞胎”。
周恩来总理经常询问并且了解航空工业的建设情况。何长工汇报说，要搞航空工业，没有人可不行。所以，航空工业建设初期，干部是从全国各地选派的优秀干部，工人是从各工厂和铁路系统抽调来的老工人。毕业生分配也优先照顾航空工业的需要，当年就分配来了300名大学生。此外还分配了相当一批优秀的志愿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所以说全国选派来支援航空工业建设的各类人员都是保质保量的，这些都给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还需要不断地提出各种补充计划，所以航空工业当时的财经计划开支是优先照顾，向中央随报随批。总之，每当航空工业遇到困难，都是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与关怀，以及全国各方支援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太原机械修理厂（太原仪表厂）等单位移交航空工业局请示处理办法函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航空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克服了种种困难，全国人民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挤出资金和人力来为航空工业的建立开辟道路。
74年前，航空先辈果断赴苏，拓荒蓝天，矢志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74年后，40余万航空人接续弘扬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向着建设航空强国坚定前进！
致敬！自豪！
文章转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