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变革下的发展路径重构：前沿趋势与发展中国家应对
NEI编译
摘要
近十年来，技术变革、政策调整与地缘政治演变共同推动国际贸易进入深度重构期，传统全球化模式面临碎片化、多元化转型，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增长路径遭遇严峻挑战。《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系统梳理国际贸易影响发展的核心机制，指出静态比较优势仅能带来短期收入增长，而市场规模拓展、技术与技能升级、制度环境优化等动态效应才是支撑长期发展的关键动力，且动态效应的发挥依赖技术进步、开放政策与地缘稳定三大前提。当前，自动化与数字化重塑生产分工逻辑，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归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扭曲市场环境，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这些变革从市场准入、技术获取、产业链布局等维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多维影响。既有传统出口市场收紧、技术转移受限、产业链低端锁定等挑战，也有服务贸易扩张、绿色转型等新机遇。面对变革，发展中国家需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与科技创新筑牢内部根基，深化区域合作与南南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优化政策体系应对风险。未来学术研究应聚焦动态效应微观机制、地缘碎片化对价值链的影响等重点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构建适应新范式的发展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引言：全球化转型中的国际贸易新范式
过去数十年，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深刻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与结构转型。从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奇迹，到众多低收入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减贫，国际贸易通过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动态效应的传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Baldwin, 2016）。然而，近十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结构性重塑，技术变革的颠覆性推进、政策导向的根本性转向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共同催生了国际贸易的新范式。自动化与数字化重构生产分工逻辑，保护主义与产业政策回归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全球市场碎片化，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则，更对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增长路径构成严峻挑战。
当前，一个核心问题亟待解答：在全球贸易环境剧烈变革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是否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有效工具？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否还有生命力？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际贸易影响发展的内在机制，系统解析当前变革的核心特征与深层动因，进而探索适应新范式的发展路径。《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与最新发展动态，从机制演进、变革特征、多维影响与应对策略四个维度，对国际贸易变革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进行前沿展望，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二、国际贸易影响发展的机制演进：从静态收益到动态转型
国际贸易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始终围绕静态效应与动态效应的双重机制展开。静态效应基于短期比较优势的发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初始增长动力；动态效应则通过触发经济结构、技术水平与制度环境的深层次变革，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深入理解这一机制演进，是把握当前贸易变革影响的基础。
静态效应的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与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短期收入提升。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在农业、自然资源开发或低技能制造业领域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出口获得直接经济收益。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凭借低准入门槛、无需大规模前期资本投入的优势，成为切入全球市场的重要起点。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资源，快速实现出口增长，且产品面向全球市场，避免了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的约束（Goldberg and Ruta, 2025）。农业与自然资源出口也为部分国家带来短期收入增长，成为启动经济发展的 “第一桶金”。
但静态效应的局限性十分明显，难以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农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保护，发展空间受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出口往往伴随 “资源诅咒”，难以带动广泛的经济发展与减贫进程（Goldberg and Reed, 2023a）。更重要的是，静态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规模，远不能解释韩国、中国等国家数十年来的跨越式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即便在贸易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情景下，静态效应带来的福利增长也与这些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幅度存在显著差距（Costinot and Rodríguez-Clare, 2014）。韩国的发展轨迹清晰表明，若固守静态比较优势，可能永远停留在初级产业阶段，无法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Stiglitz, 2012）。
真正驱动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国际贸易的动态效应。动态效应超越短期收入增长，通过三大关键渠道触发深层次变革：一是市场规模拓展。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企业接入全球大型市场，突破国内市场限制，进而有动力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实现规模经济，推动生产率提升（Aw et al., 2011）。微观层面研究证实，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引入先进技术等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二是技术与技能升级。国际贸易提供了多元技术获取路径，包括出口实践积累经验、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吸收技术、与跨国公司合作获得技术转移，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知识溢出（Atkin et al., 2017）。为满足高收入国家市场的质量要求，发展中国家企业会主动推进质量升级，进而带动技能提升与全产业链技术进步（Brambilla et al., 2012）。三是制度环境优化。多边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贸易规则，不仅规范国际贸易行为，更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国内制度改革的外部动力（Bagwell and Staiger, 2002）。这些协定中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深度条款，促使发展中国家完善制度设计、改善营商环境，同时减少腐败、童工等问题，促进人力资本积累（Abman et al., 2023）。
全球价值链、“交换条件” 安排与特定产业国际化，成为动态效应发挥的重要载体。全球价值链通过生产过程碎片化与跨国界协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使其能通过承担特定生产环节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技术转移与能力提升（Gereffi et al., 2005）。中国通过 “交换条件” 政策，以市场准入为筹码促使外国企业转移技术，推动了汽车、高铁等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Minnich, 2023）。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则表明，技术转移至关重要，除美国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半导体产业成功，均离不开大规模外国技术转移（Goldberg et al., 2024）。
动态效应的有效发挥，依赖三大前提条件：技术层面，运输、通信成本大幅下降与生产流程可分性技术创新，为全球价值链形成提供支撑；政策层面，贸易自由化推进、多边贸易体系完善与有限度产业政策运用，营造了开放稳定的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层面，冷战后的相对稳定局面与大国经济合作共识，为跨国贸易、技术转移与投资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Goldberg and Pavcnik, 2016）。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国际贸易变革的核心特征：技术、政策与地缘政治的三重重塑
当前，技术变革、政策调整与地缘政治演变三大力量交织，推动国际贸易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特征。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运行模式，更重塑了全球分工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产生深远影响。
技术变革是驱动国际贸易变革的核心力量，其影响体现在生产方式转变与贸易领域拓展两个维度。一方面，自动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塑全球生产布局。自动化技术进步弱化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发达国家回流的趋势，对依赖低技能制造业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构成直接挑战（Artuc et al., 2023）。尽管目前自动化在纺织等发展中国家重点出口产业中的应用仍有限，但随着技术成本降低与应用范围扩大，其对传统贸易模式的冲击将日益显现。数字化技术则带来新机遇，通过降低物流、通信与信息搜索成本，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接入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多可能，电子商务平台也拓宽了出口渠道（Brynjolfsson et al., 2018）。另一方面，技术变革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使原本不可贸易的众多服务具备跨境交付可能，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且向高技能密集型领域集中（Nayyar et al., 2021）。人工智能技术虽处于初级阶段，但其巨大能源需求可能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使拥有丰富清洁能源资源的国家获得新机遇。此外，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结构性因素，通过极端天气事件破坏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与生产能力，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向气候风险较低地区转移，加剧发展中国家发展压力（Ivanova et al., 2024）。
政策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归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深刻改变了贸易政策环境。自 2020 年以来，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加速扩张，政策目标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增长，而是兼顾国家安全、供应链韧性与气候治理等多重诉求（Juhasz et al., 2025）。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汽车等产业提供补贴并设置本地含量要求，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应对碳泄漏问题，这些政策虽有助于实现特定目标，但带来贸易扭曲、市场分割等负面影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也产生复杂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补贴政策不仅促进自身相关产业出口，还挤压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空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Rotunno and Ruta, 2024）。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则直接冲击国际贸易秩序，关税壁垒上升、非关税措施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成本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格局重构是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化的重要原因，大国竞争加剧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向碎片化方向发展。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从关税战到技术封锁，不仅直接影响两国贸易往来，还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稳定运行（Bown, 2019）。贸易流动越来越多地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各国选择贸易伙伴与投资目的地时，除经济效率外更注重地缘政治兼容性，导致全球贸易形成以不同大国为核心的 “阵营化” 趋势（Gopinath et al., 2025）。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经济体贸易急剧收缩，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多边贸易体系弱化使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与争端解决机制面临挑战，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功能受阻，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Mattoo and Staiger, 2020）。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还导致跨国投资大幅收缩，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渠道受限，制约了其长期发展能力提升（World Bank, 2025）。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变革并非单向收缩或衰退，而是呈现复杂多元化特征。传统低技能制造业贸易面临压力，但服务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快速崛起，为贸易增长注入新动力。全球价值链并未停滞，而是呈现区域化、近岸化新趋势，部分发展中国家凭借地理位置优势与市场潜力，有望在区域价值链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贸易持续增长，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亮点，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但这些新趋势也带来新挑战：服务贸易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绿色贸易可能引发新的技术壁垒与成本压力，区域价值链构建需要发展中国家加强区域合作、提升产业链协同能力。
四、国际贸易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从市场准入、技术获取、产业链布局等多个维度，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挑战性，也蕴含新机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应对变革的能力与政策选择。
市场准入方面，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市场面临日益收紧的趋势。发达国家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较高购买力能为出口提供广阔空间，也是技术与管理经验学习的重要来源。但当前发达国家贸易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通过提高关税、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Goldberg and Reed, 2023b）。美国2025 年推出的新关税政策，对越南、柬埔寨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严重影响其出口竞争力。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将增加发展中国家高碳产品出口成本，进一步缩小市场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国内储蓄率较高、消费市场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等原因，进口占 GDP 比重呈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替代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目的地（Subramanian, 2024）。南南贸易增长虽提供了一定市场替代，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市场需求结构相似，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与发达国家市场相媲美。
技术获取与能力提升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约束明显增强。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是技术转移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但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技术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加强了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特别是对所谓 “战略竞争对手” 的技术封锁（Aiyar et al., 2024）。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限制，不仅影响中国技术进步，也冲击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取相关技术的难度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也存在不足，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研发投入有限，许多国家难以有效利用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使得技术转移更多局限在特定区域内的国家之间，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被排除在核心技术网络之外，导致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墨西哥的发展经历表明，如果仅依靠低技能制造业出口，而不能实现技术和技能升级，就容易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Atkin, 2016）。
产业链布局重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和近岸化趋势，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区域生产网络的机遇。例如，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成本优势，吸引了部分跨国公司投资，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 “连接器” 国家，实现了相关产业快速发展（Freund et al., 2024）。另一方面，这种重构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链低端锁定的风险。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价值链中仍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难以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同时，发达国家推动的 “友岸外包” 政策，将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属性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重要产业链布局之外，限制了其产业升级空间。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产业链转移压力，也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布局产生影响，气候风险较高的地区可能面临投资减少、产业外流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发展困境（Faber et al., 2024）。
国际贸易变革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其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贸易增长点。与传统制造业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较低，更注重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这为人力资本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印度的信息技术服务出口、菲律宾的呼叫中心服务等，都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服务贸易实现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绿色转型带来的全球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增长，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关键矿产资源，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IMF, 2024）。如果能够抓住绿色转型机遇，加强相关产业投资和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竞争力。此外，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通过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提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
五、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构建适应新范式的发展体系
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需要主动适应变化，调整发展战略，通过内部能力建设、外部合作深化和政策创新优化，构建新的发展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强化内部能力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贸易变革的根本支撑。人力资本是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要素，发展中国家应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特别是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韩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坚实基础，使其从低技能制造业出口国逐步转变为高附加值产业的领先者（Goldberg and Ruta, 2025）。发展中国家还应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对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应避免陷入 “资源诅咒”，通过发展资源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将资源收益投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加快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减少腐败、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Maggi, 2014）。
深化外部合作是发展中国家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在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式，扩大区域内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东盟国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区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发展中国家还应加强南南合作，深化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共同打造南南合作的新平台，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参与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升级，通过加强产业分工合作、技术共享和标准对接，提升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Mattoo et al., 2025）。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调整产业结构，逐步降低对低技能制造业的依赖，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在制造业领域，应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服务业领域，应抓住数字技术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数字服务、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新兴服务产业，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和竞争力。对于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绿色产业发展，打造绿色供应链，参与全球绿色贸易，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技术培训、市场信息等服务，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中小企业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Fernandes et al., 2021）。
优化政策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发展中国家应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合理运用关税、补贴等政策工具，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产业政策方面，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制定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引导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发展中国家还应加强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制定和实施适应本国国情的绿色转型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维护自身的贸易利益。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降低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Handley and Limão, 2022）。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国际贸易的深刻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全球环境，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强化内部能力建设、深化外部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优化政策体系，构建适应新范式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差异化策略，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未来仍有多个重要领域值得深入探索。一是国际贸易动态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背景下，技术转移、知识溢出与技能升级的具体路径与影响因素。二是地缘政治碎片化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应重点分析区域价值链的形成机制、运行特征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具体影响。三是绿色贸易与发展中国家转型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绿色供应链中的参与路径、成本收益以及政策协调问题。四是发展中国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策略研究，应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与适用条件。
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期，国际贸易仍将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需要在新的范式下实现功能重塑与路径创新。发展中国家只有主动适应变革、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才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找准定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国际社会也应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本文来源和引用方式如下
[1] Goldberg P K, Ruta M.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R].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2462,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2137, 2025.
Abman, R., Lundberg, C., McLaren, J., Ruta, M., 2023. Child labor standard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30978.
Abman, R., Lundberg, C., Ruta, M., 2024.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2, 1670–1715.
Aiyar, S., Chen, J., Ebeke, C.H., Garcia-Saltos, R., Gudmundsson, T., Ilyina, A., Kangur, A., Kunaratskul, T., Rodriguez, S.L., Mi,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s 2023/00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ashington, DC.
Aiyar, S., Presbitero, A., Ruta, M. (Eds.),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The economic risks from a fractured world economy.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Aiyar, S., Malacrino, D., Presbitero, A.F., 2024. Investing in friends: The role of geopolitical alignment in FDI flow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102508.
Alfaro, L., Chor, D., 2023.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looming “great realloc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3166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lfaro-Urena, A., Manelici, I., Vasquez, J.P., 2022. The effects of joining multinational supply chains: New evidence from firm-to-firm linkag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7(3),1495–1552.
Artuc, E., Bastos, P., Rijkers, B., 2023. Robots, tasks,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5.
Atkin, D., Donaldson, D., 2022. Chapter 1 - The role of trad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opinath, G., Helpman, E.,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5.Elsevier, 1–59.
Baqaee, D., Malmberg, H., 2025. Long-run effects of trade wars. NBER Working Paper 33702.
Barwick, P., Kalouptsidi, M., Zahur, N., 2025.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shipbuilding indust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daf011.
Barwick, P., Kwon, H., Li, S., Zahur, N., 2025. Drive down the cost: Learning by doing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global EV battery industry. Working paper.
Blanga-Gubbay, M., Rubínová, S., 2023. Is the global economy fragmenting?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No. ERSD-2023-1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conomic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vision,Geneva.
Carvalho, C., Monte, D., Ornelas, E., 2025. Equilibrium trade regimes: Power- vs. rules-base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lausing, K.A., Wolfram, C., 2023.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s, climate clubs, and subsidy races when climate policies va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7(3), 137–162.
Clayton, C., Maggiori, M., Schreger, J., 2025. A theory of economic coercion and fragmentation.Working paper.
Colantone, I., Ottaviano, G.I.P., Stanig, P., 2022. The backlash of globalization, in: Gopinath, G.,
Helpman, E., Rogoff, K.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 Elsevier,Amsterdam, pp. 405–477.
L., Meunier, B., 2025.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VCs. Bank of Italy Occasional Papers.
Demir, B., Fieler, C., Xu, D.Y., Yang, K.K., 2024. O-ring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2, 200–247.
Evenett, S., Jakubik, A., Martín, F., Ruta, M., 2024. 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ata. The World Economy, 47, 2762–2788.
Evenett, S., Jakubik, A., Kim, J., Martín, F., Pienknagura, S., Ruta, M., Baquie, S., Huang, Y.,Machado Parente, R., 2025. Industrial policy since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IMF Working Paper,forthcoming.
Faber, M., Kilic, K., Kozliakov, G., Marin, D., 2024.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y and automa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19615.
Fajgelbaum, P., Goldberg, P., Kennedy, P., Khandelwal, A., Taglioni, D., 2024.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6(2), 295–312.
Fan, T., Peters, M., Zilibotti, F., 2023. Growing like India—the unequal effects of service-led growth. Econometrica, 91(4), 1457–1494.
Fernández-Villaverde, J., Mineyama, T., Song, D., 2024. Are we fragmented yet? Measuring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its causal effect. NBER Working Paper 32638.
Fontagné, L., Rocha, N., Ruta, M., Santoni, G., 2023.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eepening trade agreement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7, 366–388.
Freund, C., Mattoo, A., Mulabdic, A., Ruta, M., 2024. Is US trade policy reshap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2.
Goldberg, P.K., Reed, T., 2023a. Presidential address: Demand-side constraints in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arket size, trade, and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91, 1915–1950.
Goldberg, P.K., Reed, T., 2023b. Is the global economy deglobalizing? If so, why? And what is nex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54(1), 347–423.
Goldberg, P.K., with Larson, G., 2023. The unequ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Goldberg, P.K., Juhász, R., Lane, N.J., Lo Forte, G., Thurk, J., 2024.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ector. NBER Working Paper No. 3265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opinath, G., Gourinchas, P.-O., Presbitero, A.F., Topalova, P., 2025. Changing global linkages: A new Cold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3.
Ivanova, A., Kozack, J.A., Muñoz, S. (eds), 2024.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Jakubik, A., Ruta, M., 2023. Trading with friends in uncertain times. IMF Working Paper No.2023/12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Juhász, R., Lane, N., Rodrik, D., 2024.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6, 213–242.
Juhász, R., Steinwender, C., 2024.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6, 27–54.
Juhász, R., Lane, N.J., Oehlsen, E., Perez, V.C., 2025. Measuring industrial policy: A text-based approach.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895.
Khandelwal, A. 2025.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a Fracturing World. IMF Pathfinding Paper,manuscript.
Maliszewska, M., Fischer, C., Jung, E., Chepeliev, M., 2025.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Exposure Indices: Methodological Note. World Bank Prosperity Notes Series.
Mattoo, A., Ruta, M., Staiger, R.W., 2025. Geopolitics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 33089.
Minnich, J.D., 2023. Re-Innovation Nation: Th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in Rising China. PhD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ulabdic, A., Yotov, Y., 2025. The trade cost of geopolitical risks, in: Baldwin, R., Ruta, M. (Eds.),The state of globalisation.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Rotunno, L., Ruta, M., 2024. Trade spillovers of domestic subsidies. IMF Working Paper No.2024/041.
Rotunno, L., Ruta, M., 2025. Trade partners' responses to US tariffs. IMF Working Papers2025/147.
Ruta, M., 2023. The rise of discriminatory regionalism.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60, 22–25.
Ruta, M., Sztajerowska, M., 2025. Shifting advantages: Do subsidies shape cross-border investment? IMF Working Papers 2025/080.
Subramanian, A., 2024. The paradox of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ject Syndicate.
Wolff, A.W., 2023. Discarding a utopian vision for a world divided: The effect of geopolitical rivalry 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2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etreat: Policies to Turn the Tid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5. Trade forecasts. April 2025
注：文中有任何问题，请参考来源文献，本文仅来自于AI对已有文献内容介绍与整理，不代表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