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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
去年秋天，河阳开始了新一轮招商，缙云县人事局、新建镇政府更是下大力度，提供场地免租、创业补贴、贷款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吸引到了不少大学毕业的返乡创客。
朱一一和许多95后一样，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商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在收到杭州和永康两家淘宝公司的offer之后，因为想要离家近一点，她选择了后者。
在永康过了3年家与公司两点一线、每天与Photoshop和After Effects为伴的生活后，她收到发小邀她入伙回河阳开店的短信，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她们两个还有工作，没有办法来村里看店，我呢，应该是想摆脱加班恐惧吧，换种活法”。谈起如今“看心情”上下班的生活，她感叹也许自己是个“异类”，“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奋斗才是关键词吧，像河阳这样的慢节奏，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回村之前，陈婕妤在义乌的万豪酒店工作了两年多了。作为总经理助理，常常四处奔波。热衷于DIY护肤品的她，还利用空余时间考下了美国NAHA国际芳香治疗师。
2018年，她萌生了自主创业的念头。最初她返乡的原因，和冯洁如出一辙：相较城市创业，在农村做电商，成本能大大地降低。然而回来两个多月，她却感觉有些“不妙”，生意并不好做。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店门口，看着远山云遮雾绕，数着檐头落下的雨滴，日子一天天无声流逝着
“我男朋友最近一直批评我，回到村里，把‘上进心’丢了”，她说不清楚这到底算好事呢，还是坏事。
这样的“养老心态”，在河阳的返乡者中不是个例。在阶层分化日益显著的社会结构中，普遍的焦虑——物质上被淘汰、价值上被贬低，将人们拉入一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赛。而返乡，绝不是为逃离提供一处“归所”，需要返乡者们重塑返乡生活的时代价值。
返乡归根
朱淑芬和老伴80年代末离开村子去上海工厂，两人结婚后又在上海近郊养过鸡、鸭、猪，一晃30年年过去了。
2016年禁养政策实施，朱淑芬的猪场被清退。熟悉的养殖业没法做了，他们便在莘庄农贸市场租了个店面卖早点。不久，农贸市场整改，他们只得换了一家沿街铺面，租金也从之前的一年几千元，涨到了一个月近万元。
起早贪黑、周末无休，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高房租成本让他们没赚到什么钱。“当时忽然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拼不动了，还是回村里来吧。”
同样是外出从事养殖业，张秀英一家的经历更坎坷。在广东、广西两省辗转的十几年里，他们感受最深的两个词就是“听天由命”和“世事无常”。往往一场天灾过后，几年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
“好比去年刚赚了几十万，一场台风下来，鱼塘全被冲垮了，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养鸭也是一样，一场禽流感，可能就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在养殖业的高风险下，两人陷入赚了又亏、亏完继续借钱，身心俱疲。
直到三年前，张秀英的老公在重压下得了半身不遂，两人终于下决心放下一切，回村休养。“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还欠着钱，心里却踏实，有空时还去跳跳广场舞。周围的乡亲知道我们家困难，还时不时送种的菜给我们吃。在外面那么多年，现在感觉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与“乡贤”、“返乡创客”群体不同，河阳村为数众多的普通返乡者的故事最易被人们忽略。然而，不仅仅让城市人走得进，也要让一代代农村人回得来，却是乡村建设忽略不了的问题。(作者：张晓星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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