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专家这样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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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7号文规定个人养老金的供款者是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保和居保）的“劳动者”（全国总数约7.3亿人），而不包括近3亿养老金领取者。据统计，仅企业的退休人员中就有7700万年龄在70岁以下，相当于企业参保职工的28%，加上机关事业单位及城乡居民中的“低龄老年人”，人数规模更为庞大。他们中一部分人既有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意愿也有供款能力，可以考虑，在试点中探索把这一群体也有序纳入制度范围，这将有利于在老龄化加剧趋势下，更好增加全社会养老财富储备。

      国办7号文件规定个人养老金参与者按每人每年不超过1.2万元的标准供款，这种办法有利于防止个体间差异过大，且简便易行。但限额标准不应当一成不变，而应适时调整，形成机制，这是保持制度活力所必需的。因而可在试点实践中探索3点：①调标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老龄化加深程度、覆盖群体养老储备意愿提升、财力增强等。②调标的时间节奏，每年调整还是定期调整？尽可能避免临时决策。③相关参量，比如与收入水平提高正相关，与基本保险替代率负相关等。

      激励性财税政策是促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发展最有力的工具。目前设想的EET延期纳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鼓励意图，但研究和过往类似实践中也提示，要关注3个问题：一是激励效用。我国在个税起征点降低后，实际纳税人只有2000多万；EET模式对纳税人有激励效用（延后纳税、适用低阶税率），而对收入未达起征点的大部分人来说，不但没有显示出“优惠性”，而且将本来可以自由支配、不须纳税的资金投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后，领取时反而要纳税，这就与“支持鼓励”的导向相悖了。2018年在3个地区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最终只吸纳了4万多人，EET模式激励性不强是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激励模式。各国发展私人养老金的案例，实行定额供款方式的通常采用EEE模式，而采用EET或TEE模式的则不限供款。我国既限定个人供款量，又采用延税模式，固然有制度设计谨慎稳妥的考量，但此种“双重约束”是否确有必要、真实管用，还需接受实践检验。三是激励强度。对数以亿计有一定供款能力但能力略不足的群体（典型的如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支持其加入个人养老金储备计划，还有一项政策工具——适当的财政补贴。少量补贴可能引导大额资金积累，德国李斯特养老金计划的机制设计可以借鉴参考。综上，我国在个人养老金试点中，可以探索将EET与TEE（低收入=EEE）模式结合起来，辅之以适当补贴，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的财税支持政策，以利于加快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在供款环节，第一、二支柱均由用人单位代为扣缴，约束性、节奏感都坚强；而个人养老金完全是个人自主行为，如何克服惰性、利用惯性，值得研究。这方面，市场机构有一些成熟经验，比如委托办理机构按期代扣等，但也需明确相关规则，坚持自愿，保护各方权益。在投资环节，需设计开发不同风险等级的多元化产品适应不同需求，还要满足多数群体的“默认”的习惯，这方面的创新空间很大。同时要始终秉持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支付环节，以“持续增值计划”引导选择按月、分期领取。这些服务供给措施，以往多有讨论，但要真正形成成熟运作，还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