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清单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文化的实体，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宗教信仰、习俗、准则、体制、社会结构等。当我们在界定文明时，最重要的是宗教，宗教是文明建立的基础。世界上有5个“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除了佛教外，其他4个都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按照常理说，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宗教应该会加速死亡，现实的数据恰恰相反，宗教在大面积复兴。原因是什么？人不能靠理性活着，随着现代化进程，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新的工作，新的人，他们需要新的认同，需要找到获得的意义和目的感，宗教能满足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需要。

2.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

3. “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们的族类”，我们需要通过关系来界定自己，有东就有西，有喜欢就有憎恨，憎恨乃人之常情。随着现代化，人们愿意从宗教里面获得慰藉，获得认同，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通过谈判、妥协得到解决，而文化问题则不能，不能说既信仰印度教，又信仰伊斯兰教，文化上问题，如同人类伴侣择偶，具备排他性，答案只有是或不是，没有中间的，全世界的人在很大程度根据文化来界线来区分自己。

4.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

5. 20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6. 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西方认为历史的终结，建立在两个判断上，一是苏联垮台后认为西方式民主社会是唯一的选择；二是国际间交流的增加的会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趋同。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说是很大的分裂力量。

7. 贸易和通信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信、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富裕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再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

8.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9. 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真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10. 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11.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12.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著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当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3.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

14.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15.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亚洲的儒家精神文明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益和利益居于次要位置，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长期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的信念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相信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扩大眼前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政治学家亨廷顿的代表作，这本书关注世界主要势力背后的文明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在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减弱，这本书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来描述各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本书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并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并存，那些主要的文明拥有世界大部分权力，文明的主导者成为世界的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或许加上伊斯兰国家中的领导者。

在冷战后，西方社会认为会出现历史的终结，即世界人民都倾向于选择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亨廷顿第一次发表《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意识形态斗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世界的趋同，反而是回到历史上那种多文明竞争的状态。从这个时间轴来看，作者是很有洞见的，这篇文章对于国际问题提出了新的维度，并把这些维度中的主要部分集合在“文明”的大范式下。文明本身是一个定义不精准的词语，包括语言，历史，社会风俗，宗教等等，几乎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年，我越来越感受到，不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读《文明的冲突》这本书，让我越来越重视这些文明差异，对于所有重大问题带来的影响。就像在大学里面读了《菊与刀》，对日本人的认识丰富了很多。

如果回到投资上，我们要思考人类到底是“天下大同”的成分多，还是“社会差异”的部分多，现在中国大公司越来越国际化，会获得成功吗？另外，2018年后，我们见识了逆全球化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持续下去吗？

我相信，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人类是相通的，因为大家的基因是类似的，人类进化的百万年历史形成的共同记忆，已经变成基因固化到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些东西是不会因为几千年的生活差异而异化的。对于这部分知识，我认为《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更底层的东西。例如基因都倾向于复制自身，所以生物都希望长寿和繁衍；人们都很虚荣，追求社交中的地位；女性更缺乏安全感，男性需要物质去彰显实力。这些本质都是动物性的表现。

但是在人类的底层基因之上，几千年的历史经历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成了迥异的价值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部分差异，《文明的冲突》这本书确实带来了很多启发。例如，在这次疫情中，西方和儒家文明圈的表现迥异，儒家文明圈的中国，韩国，新加坡表现出更强的控制力，因为人民懂得危机时向政府让渡权力，倾向于相信权威，认为社会重于个人。而政府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解救社会危机。而欧美国家更重视个人空间，政府不能侵犯个人自由，所以只能推出“社交距离”这种温和政策，不能采取强力措施，而社会也能平淡的看待“群体免疫”这种在儒家社会看来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另外美国社会存在较为强烈的“反权威”文化，所以一边抗击疫情，一边还有人游行要‘解雇xx”，“逮捕xx”。如果不理解背后的文化差异，往往把这些行为简单看成“反智”的表现。

此外，我们还应当重视经济因素，就像一句经典台词：“笨蛋，重要的是经济”。经济环境的变化往往导致人们态度的变化，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过去几年，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了民粹领导人上台的情况，背后是全球经济上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更多被资本家获得，其次是落后国家的就业，而对于原本较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则是被替代的趋势，这是难以扭转的大势，也是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选民厌恶中规中矩的传统政治人物，互联网的发展又使得激进的政治观点能够绕开成熟媒体直达选票持有者。特朗普的竞选成功背后是这些人的投票，特朗普的政策也是取悦这些人。美国和中国的冲突，在中国很多人看来是“修昔底德陷阱”，应该说对于美国精英是对的，美国精英肯定是关心国家竞争力的。同时这种提法也符合中国人的想象，因为中国人在历史上看了太多王朝更替，喜欢从这里面总结规律。但是对于美国的底层劳动者，恐怕还想不了那么多，更多的是朴素的认为外国人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那么发达国家的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可以通过他们的政治斗争来得到满足吗？从长期来看，我认为很难，即便全球化的浪潮被遏制，也很难遏制“自动化”的趋势。如果富士康真的在美国投产，也一定不是类似中国工厂的方式，而是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工。从本质上说，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竞争力太差，这是根本问题，不会因为政治斗争而解决。优胜劣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质。但是发达国家的这种政治变化，可能会长期化，因为底层劳动者是投票的大多数，他们会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投票。

最终，要么是发达国家的国家竞争力受损，要么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者随着意识的提高也不断要求更高的回报，像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看齐（但是考虑到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个道路会比较漫长）。如果自动化发展的特别快，也有可能社会转变为大多数人没有工作，各国都采用高福利政策的情况。当然还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方案，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政治课本中。人类的未来走向何方，这是让人好奇的问题，对它的观察和猜测也是投资中的一个重要乐趣。